与王蒙路遥等打了一辈子交道 汪兆骞先生与王蒙、梁晓声、路遥等文学大家打了一辈子交道

王蒙的出现对我坚定走文学这条路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当时我特别沮丧，我觉得像我这样出身不好的人，要想在文学道路上行走是太困难了，我甚至想放弃中文系，到历史系去继续学习。但是有了和王先生这两年的接触，让我坚定了...

王蒙的出现对我坚定走文学这条路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当时我特别沮丧，我觉得像我这样出身不好的人，要想在文学道路上行走是太困难了，我甚至想放弃中文系，到历史系去继续学习。但是有了和王先生这两年的接触，让我坚定了走文学这条路。

我这人似乎的确受到上天的眷顾，1962年我上大学二年级的时候，王蒙分配到我们学校，作为一个辅导老师，不许讲课。我们班里的积极分子不断地告诫我们，说他可是“右派”，跟他接触的时候一定要小心。我那时候还不太懂阶级斗争，为了文学努力接触王蒙先生，向他求教。王蒙先生也很喜欢我，我们经常坦诚地交换意见。我上大学时候的读书笔记，王先生也曾经看过，给过我指导。王蒙先生后来写了自传，第一部叫《半生多难》，把我们之间的交往写到自传里，说我们相处得怎么好，在一起研究文学、一块儿玩，生活很愉快。

汪兆骞先生与王蒙、梁晓声、路遥等文学大家打了一辈子交道，熟悉其作品，又熟稔其人。《我们的80年代》中，他通过与这些文化大家相识、相知的亲身经历，对他们的人生与创作进行有血有肉、细节丰富的讲述，展示了他们透视世道人心、探索人的灵魂时的文心与人格。汪兆骞的私人话语，为文化史提供了一些证词。

包括王蒙先生被打成“右派”的《组织部来了年轻人》，我觉得我们应该重新认识这部作品。这是较早以文学参与政治、影响政治的一部作品。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大家都以为革命胜利了，但是王蒙以作家的敏感发现，新政权的诞生同时也滋生了官僚主义。

我一直认为我是一个很平庸的人，从来不把自己视为是什么作家，一直把自己定位是一个很负责任的编辑。我特别感谢上苍对我的眷顾，在新时期文学刚开始的时候就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人民文学出版社为我眺望中国文坛提供了一个非常高的平台，见证了新时期文学的诞生、发展，同时作为编辑也算参与了咱们新时期文学的编辑工作。

我做编辑，经历过很多事。《平凡的世界》是好作品吧？我们《当代》退稿了，非常果决地把它给退掉了。同时我们也成就过路遥。路遥有一部中篇小说叫《惊心动魄》。路遥给了五六个期刊，全部退稿，抱着最后试一下的心理寄给《当代》，如果《当代》不用，从此就把它销毁。结果《当代》一看觉得是好东西，发了，之后还获奖了。

我是一个很笨的人，但是我是一个非常勤奋的人。我从小就养成一个习惯，就是每看一本书一定要写心得，等到用的时候，这些东西就成了我作品的材料，成为我作品血肉的一部分。我上大学的时候特别认真地准备阅读笔记，工作的时候没时间把它整理出来，但是做编辑的时候同时也要阅读，因为我认为做一个好编辑，必须要有一个互文阅读的习惯和能力。比如我读《白鹿原》的时候不仅读《白鹿原》，还要考虑《白鹿原》在什么情况下产生的。我发现《白鹿原》学习了美国作家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

——张抗抗

——梁晓声

梁晓声的《人世间》写人间的烟火，没有大跌宕，没有传奇，也没有那种带英雄色彩的人物行走在作品里，但是我们读了以后觉得这就是我们的生活。通过一家人50年的生活展现中国社会的变化，人的精神图谱全部在烟火中呈现。我认为这就像《清明上河图》一样反映当代的社会生活，将会传之久远。

我之所以写20世纪80年代这些作家，因为我看到了他们的人文精神和他们的文化人格，我看到他们作品中那种人性的美好的东西。文学，首先是在人道主义观照下的作家反映的生活。20世纪80年代好在哪里？就是从80年代开始，我们用人道主义精神来观照生活、书写生活，这是思想解放和人的解放产生的文学现象，所以才出现了那么多优秀作品。

生于194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编审，原《当代》副主编兼《文学故事报》主编。中国作协会员。著有《往事流光》《香盈碧莲花》《春明门内客》《记忆飘逝》《紫塞烟云》《张骞》等，新近出版有《民国清流》系列七卷本、《文学即人学：诺贝尔文学奖百年群星闪耀时》。

过去有很多“经典“，但是现在有谁问津？没人看。为什么？我总觉得在那种“三突出”创作原则指导下产生的文学作品，不可能是真正的文学作品，逐渐会被淘汰，真正写人间烟火的才能留下来。不管是魔幻现实主义，还是革命现实主义或者是浪漫主义，离开人间烟火，不称其为人学的文学。

贾平凹的《废都》实际上是写文化断裂之后人的精神状态。你看庄之蝶声色犬马，玩弄女性，那样堕落、颓废。为什么出现这种现象？实际上它就延续了《白鹿原》文化断裂，写没有信仰之后，人们犹如行尸走肉一般地苟活。《废都》是多么深刻的作品。这个作品曾经像《白鹿原》一样被禁止过，但是随着思想解放和人性的解放，又允许出版，现在又重新高度评价。

上世纪80年代，文学创作的环境还没有目前这样特别商业化，因此那时编辑和作者的关系是良师益友。比如兆骞年长于我，他可能对小说中的人物、结构直接进行创作的指导。现在面对的编辑都年轻于我们，他们也不好意思对我们说你的这里应该怎样，那里应该怎样，所以关系就不像从前那么深厚了。当我们改过之后发表，有的评论家说这一段情节不错，我们心里知道那是编辑给我们提出来的。所以我觉得作为那个年代过来的作者，向以兆骞为代表的老的编辑们致敬，向那一代老的出版家们致敬。

对于那些已有定评的，比如李国文的《冬天里的春天》、莫应丰的《将军吟》、陈忠实的《白鹿原》这样的经典，汪老师会给你有一个深入的分析。但是他对有争议的作家，对没有定评的作家，比如王朔，他能够以一种客观的、公平的态度去帮助读者理解这些作家。他是有担当的、有胸怀的，有多元化的、多样性的开放的态度、开放的立场，这一点我觉得非常难得。

作为一个好编辑怎么把握作品？不能单线地阅读，一定要互文阅读，这样会作出准确的判断。比如对《白鹿原》究竟怎么判断？我觉得到现在似乎还有继续争论的必要，它既不是革命史诗，也不是单独写家族矛盾的。我认为，陈忠实为我们唱了一曲中国文化由坚守到退却最后到断裂的挽歌，他是以文化的断裂表现中国文化的价值。

作者：汪兆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