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众泽益：应对重大自然灾害对社会组织发展的促进作用 [快讯]

汶川地震及2008年以来的重大自然灾害（芦山地震、鲁甸地震、玉树地震、九寨沟地震）为灾区带来了重大损失，但在应对灾害的过程中，也极大的促进了社会组织发展（尤其是四川社会组织）。其促进作用集中体现以下方面。一是对人的影...

汶川地震及2008年以来的重大自然灾害（芦山地震、鲁甸地震、玉树地震、九寨沟地震）为灾区带来了重大损失，但在应对灾害的过程中，也极大的促进了社会组织发展（尤其是四川社会组织）。其促进作用集中体现以下方面。一是对人的影响：部分志愿者成为全职社工或组建专业社工组织、促进了专业人才的成长；二是对社会组织的影响：促进了社会组织的专业化发展、加强了社会组织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三是对公益行业的影响：社会组织取得获得合法资质，更加融合社会获得社会认同、政府和社会组织的合作逐渐深入、营造良好的志愿服务文化、促进理论研究与实践的结合。一、对志愿者及公益人的影响

1、部分应对灾害的志愿者成为全职社工或成立社会组织

受到应对灾害的直接或间接影响，部分志愿者成为全职社工或成立社会组织，尤其是在四川社会组织活跃的全职工作人员，或多或少找到参与灾害应对的影子。

志愿者但小莉，2017年是一位全职妈妈，受某报社“让义工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但小莉参加了义工团队。 5·12汶川地震发生后，但小莉所在的义工团队积极响应，在成都做救灾物资募集和转运。5月16日之后，大量地震伤员转移到成都，但小莉开始参与地震伤员陪护。6月份，但小莉来到前线（彭州市小鱼洞镇）发现灾区更加需要服务，但是志愿者流动往来频繁，对受灾群众容易造成二次伤害，深感责任在肩需要做点事情。2008年9月底，在复旦大学申荷永教授“心灵花园”团队的支持下，在灾区组建志愿服务团队，小鱼洞小学和通济中学、磁峰镇开展志愿服务。因为恢复重建中的卓越表现，但小莉于2010年12月被中共四川省委、四川省人民政府表彰为“四川省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先进个人” 。

2011年4月8日，但小莉发起成立的社会组织（成都心家园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在成都市民政局正式注册。2013年4·20芦山地震发生，“心家园”是首批响应机构，并且到达芦山后在芦山县清仁乡仁加村设立社工站，长期服务灾区、培养乡工、培育在地组织。2016年11月，“心家园”入选民政部“第二批全国社会工作示范单位”。

从一位全职妈妈到一位全国社会工作示范单位的负责人，但小莉的变化，响应灾害是重要的诱因，响应灾害的过程也是不断学习、成长的过程。

志愿者雷建，汶川地震前是一家培训公司的工作人员， 2008年5月至9月，雷建参与应对汶川地震灾害救援和过渡安置期间的服务，并任广州中山大学心理教育中心及人众人教育集团联合救援队四川在地负责人。同年，雷建发起成立“成都市武侯区新空间青少年发展中心”，助力青少年成长，“为青少年创造未来提供更多可能”。2013年4Ÿ20芦山地震发生，“新空间”成为首批灾害应对的响应者，联合其他社会力量，共同发起“4·20联合救援行动”。“新空间”在雅安市雨城区、芦山县七一仁加中学设立服务站点，分别实施“雅安青少年空间”项目、驻校社工项目，为灾区提供服务。

2008年5月26日上午，高世发与16位志愿者到达北川安州驾校为北川漩坪乡老百姓服务。此后高世发与志愿者们，共同成立“中国心志愿者团队”，注册“北川羌族自治县羌魂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深度参与应对玉树地震、4Ÿ20芦山地震的灾后恢复重建工作。

5Ÿ12地震发生时，山东人罗钊是一名IT项目经理，出差到成都。地震发生了，罗钊觉得要做点什么，参加了成都市红十字会的志愿服务队转运物资，后被派往都江堰参加志愿服务，去往都江堰的途中，罗钊听说绵竹市汉旺镇受灾更严重但是响应志愿者很少，就临时改变行程去汉旺，到达了汉旺最大的集中安置区开展服务。从此之后，罗钊人生命运发生改变，组建志愿者团队在汶川地震灾区绵竹、都江堰、北川等地开展开展心理辅导、公益援助、生活关怀、助学帮困等工作，帮助灾区人民重建美好家园。2012年6月，志愿队团队注册为“成都感同社会工作服务中心”。2017年，“感同社工”被成都市民政局、成都市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评为十强社工机构。社会工作毕业的孙兴，汶川地震发生时正在深圳实习，返乡加入“上海社工都江堰服务团”，驻勤俭人家安置点开展服务。2009年，孙兴发起成立“都江堰市上善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2016年，该机构入选由国家开发大学社会工作学院与《公益时报》联合发布的“2015年度百强社会工作服务机构。”

2、促进专业人才的成长

灾害应对需要专业服务，而非简单的人力补充。灾害通常发生在交通闭塞、经济不发达、社区脆弱的地区，紧急救援阶段大量无组织的志愿者涌入反而会影响交通和现场作业，耽误救援进程，专业技能缺乏，准备不足的志愿者贸然进入灾区还会给自身带来安全风险，遑论救助、服务受灾群众，不专业的服务容易给受灾人员造成二次伤害。

灾害应对通常分为三个阶段，紧急救援、过渡安置和恢复重建，不同阶段需要不同的专业组织介入。随着若干次应对重大自然灾害学习和实践，社会组织在灾害应对的紧急救援、过渡安置、恢复重建各阶段及常态的减灾防灾均取得长足进步。

救援及防灾减灾方面。汶川地震前，四川省专业地震灾害救援队仅有“四川省地震灾害紧急救援队”一只，而今四川专业地震灾害救援队伍已有100多支。其中救援队分为综合救援队伍和各行业救援队伍。

社会组织救灾在走向专业化的同时，也在逐步开展协作、联合行动以及联合行动的专业化。2009年5月12日，壹基金建立救灾联盟发起成立。壹基金联合救灾计划的发展随着时间的推移，建立更加完善的体系，如联合救灾网络、企业联合救灾平台。从紧急救援、到联合行动、常态化的备灾，以及网络协作建设。

2014年4月7日，中国扶贫基金会启动“人道救援网络”。“人道救援网络”设立的宗旨是从紧急救援的响应，帮扶弱势群体，再到灾后易脆弱地区的恢复和重建，及救援网络队伍的能力建设。

康复类专业人才的建设和成长。2008年5·12汶川地震后，“四川大学-香港理工大学灾后重建与管理学院”成立。学院与香港理工大学在灾害护理、物理治疗、作业治疗、义肢矫形等相关领域联合培养研究生。截止2017年，累计招生370余人。共培养毕业生225名，其中，硕士研究生104人，博士生121名。

“5·12”地震发生后，香港福幼基金会在四川绵竹等地启动“5·12地震伤员康复项目”。为了使得伤员能够得到长期服务，“地震伤员康复项目”除了致力于伤员康复，也在着力培育当地康复力量和培养康复人才，绵竹市人民医院康复科专业力量的成长是重要见证。该院康复科从零起步至2018年已经发展成为拥有40多专业人才的省重点专科。

专业全职社会组织从业人员。恩派和联想集团发起“四川地震灾区NGO实习生项目”，促进社会组织从业人员的能力成长；2010 年乐施会资助的“川道学苑”开始启动，每月组织一次学习活动，总共有 155 家机构（组织）549 人次参与，“川越·512-NGO组织能力建设培训”，各基金会对草根社会组织的项目资助过程中，进行的项目管理实务的训练，这些项目共同促进社会组织全职从业人员的项目管理实务能力、与资助方打交道的能力、运作机构的理念等等。

专业社会工作者方面。汶川地震之前，专业社会工作实务者十分稀缺和匮乏。汶川地震期间，来自香港和台湾的社工机构及专业社会工作者带来了专业经验，也给在川社会组织以专业社会工作启蒙。在之后发生的几次重大自然灾害过程中，政府越来越意识到专业社会工作在应对灾害中重要性，专业社工得以大力发展，也逐渐成为灾害恢复重建的重要力量。雅安市灾后恢复重建期间提出“大力实施雅安芦山地震灾后社会重建项目中的‘雅安社会工作人才培养’项目，力争两年内培训初级社工1000名，中级社工460名，高级社工30名，社工督导10名。” 极大促进了本土专业社工人才的成长。

社工督导方面。2012年，西南财经大学川盟社会工作培力中心，发起培养社会工作督导计划。“ 2012-2013社会工作督导在职专班”是重要的工作内容。“社工督导在职专班”引入台湾社会工作督导培训和教学体系，理论讲授、机构实务实习、赴台湾实地交流学习，所有师资均来自台湾资深社会工作专家”。社工督导班共招生社会组织从业人员20人，政府工作人员、社区工作人员、社会工作研究者20人。社工督导在职专班培养成都本土的社工督导人员，大多数仍然活跃在社会组织领域，对成都社会组织发展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社工督导在职专班的培养模式，对之后成都专业社工实务工作者，社工督导培养产生了直接的积极影响。

二、对社会组织及志愿服务组织的影响

1、社会组织取得获得合法资质，更加融入社会获得社会认同

灾害应对需要社会全体的共同参与，社会组织在灾害应对乃至社会治理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是多元主体的核心力量。

社会组织发展长期以来面临几大难题：登记注册难、持续运行难、专业化发展难。通过灾害应对，政府认识到社会组织的独特作用并逐步放开登记注册，大量社会组织得以正式注册取得合法身份。

如，雅安市明确提出“放宽社会登记管理权限、降低注册登记条件、实施三大培育计划。”

2、保障社会组织的持续运行

政府及其他资助者，通过公益创投、购买公益项目、公开招投标等形式，解决或者缓解社会组织资金来源的问题，使得社会组织业务稳定，持续运行。如，南都公益基金会在汶川地震之后启动“5·12灾害重建资助项目”，“用于资助民间（社会）组织参与抗震救灾，明确提出为组织提供管理经费，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民间（社会）组织发展的瓶颈”。

5·12灾害恢复期间，南都基金会带动下带动中国红十字基金会、中国扶贫基金会等基金会共同支持民间组织参与灾后重建。中国扶贫基金会2011-2012年汶川地震灾后重建投入500万，扶持18家在地组织服务组织，3家研究支持评估的社会组织。诺基亚、金阳光集团合作的“阳光家园项目”。

3、促进社会组织的专业化发展

政府通过枢纽型社会组织，及社会组织中的平台型组织资助型组织，开展各种专业化的培训促进社会组织专业化发展，从业务层面的，快速需求评估、项目设计、执行及监督、项目申报、参与式评估，到机构运行设计到的筹款、传播、财务管理等等，越来越多的组织在实践及培训中不断的学习，逐渐找准组织定位、明确方向、朝向专业组织发展。

4、推动社会组织间的交流与合作

汶川地震及雅安地震应对过程中，全国各地乃至世界范围内志愿者、非营利组织参与其中，加强了本地社会组织之间相互沟通乃至共同行动，如成都4·20联合救援行动；同领域组织之间的交流和互动，如，4·20芦山地震应对过程中，若干支持性基金会联合发起成立，基金会救灾协调会，协调会从议事协调的后来专门注册成为法人。本地与组织与外来互动交流，如，四川5·12民间救助服务中心在汶川地震灾害恢复重建接待了大量外来社会组织的参访交流学习，同样雅安抗震救灾社会组织和志愿者服务中心（后来注册雅安群团组织社会服务中心）接待外来社会组织的交流参访学习，及组织各种交流活动。从业人员的共同学习，如“中国灾后社区重建行动学习网络”，“该网络联合灾后社区服务的一线行动者，实现伙伴之间、与先行者、与研究者、与境内外专家之间的抱团取暖----分享、梳理、研习过往汶川地震、芦山地震、鲁甸地震等灾后服务中的本土经验，提升中国本土灾害社会服务水平和研究成果”。

三、对行业发展的积极影响

1、建立了良好的志愿服务文化，提高了社会对社会组织的认知水平

灾害应对过程中，极大的提高了灾区人民对志愿者和社会组织的认知水平，“志愿者”的称号在灾区是深入人心，“汶川地震发生后，进入灾区的国内外志愿者人数高达300万人次以上，后方参与救灾的志愿者达1000万余人次。”社会组织长期陪伴式服务，使得“社会组织”在灾区广为人知，加之舆论和新媒体的传播，“志愿者”和“社会组织”越来越多的被人们认可接受。在四川，志愿者的组织动员与全国其他省市组织动员明显区别即为：志愿者的社会动员更加有力。

2、构建新型政府-社会组织合作关系

通过灾害应对，社会组织的志愿者和专业工作人员，展现出来的力量，在灾害应对起到的正向积极作用，促使政府与社会组织构建新型的合作关系。从汶川地震前政府完全主导，民间社会组织和普通志愿者缺乏参与空间；到汶川地震期间，允许志愿者和社会组织参与、到芦山地震期间，政府设立开展救灾社会组织和志愿者服务中心，社会组织提供供需对接、开具路条等服务，再到鲁甸地震期间和九寨沟地震，政府直接把社会组织纳入到灾害恢复重建规划。社会组织参与应对灾害的程度逐渐加深，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关系，从不相往来相互埋怨到合作支持。

3、促进专业研究与实务的结合

社会组织的行动为专业研究提供了大量的素材，大量专家学者深入一线开展调查研究，极大的促进了灾害应对相关专业的发展。专业研究成果进一步指导改善社会组织的实践。与此同时，社会组织中的部分实践者在工作中开展行动研究，学术界与实务界开展积极互动。

每到重要的时间节点如汶川地震纪念日（国家防减灾日）、芦山地震纪念日，举办重要的学术会议和行业论坛，促进行业交流和专业发展。

如“纪念汶川地震十周年灾害社会工作国际研讨会”、“5·12 4·20川震”灾害社会工作理论与实践研讨会暨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灾害社会工作专业委员会首届年会；纪念5·12十周年：铭记 同行 重生”研讨会、社会力量救灾论坛。

总之，自汶川地震以来，灾害应对的过程也是社会组织学习、发展的过程，社会组织的发展促进了应对灾害的有效性，提高了参与社会治理的能力，社会组织作为国家现代化治理体系中的一元，社会组织的发展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更能发挥有效作用。

致谢：文章在撰写过程中得到四川省决策委员会委员郭虹老师、成都心家园社会工作服务中心负责人但小莉女士、成都感同社会工作服务中心负责人罗钊先生、和众泽益志愿服务中心主任王忠平、和众泽益志愿服务与社会创新研究院院长孙孝文老师，及其他同仁的支持，特为致谢！由于作者水平有限，难免有疏漏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作者：和众泽益志愿服务与社会创新研究院 任大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