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才危机”真的来临了吗？

未来，高中及以下教育程度的青年人口规模会下降得惊人。该现象值得警醒，因为，城市的发展也需要熟练工人和服务人员。尽管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数量第一的国家，但是我们对于“劳动力数量”的焦虑从未停止过。前些年每到新旧年份...

未来，高中及以下教育程度的青年人口规模会下降得惊人。该现象值得警醒，因为，城市的发展也需要熟练工人和服务人员。

尽管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数量第一的国家，但是我们对于“劳动力数量”的焦虑从未停止过。前些年每到新旧年份交替就闹“民工荒”，如今变成了“人才荒”。去年以来，西安、武汉、南京、杭州、成都、北京、上海等城市还纷纷掀起了“抢人大战”。

城市要发展，需要人才的聚集。各地政府对人才的重视本是好事，但突然这么多城市争夺，我们不禁要问，“人才危机”真的来临了吗？

人口流入对城市发展愈加重要

其实，这可以从人才供给和需求两个角度来分析，我们将重点从人口供给角度来进行讨论。

很多人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归功于“人口红利”——如果没有政府逐步放开对人口流动的限制，人口红利很难释放出来。而今，随着人口形势的变化，我国人口红利期趋于尾声，劳动年龄人口出现了下降，人口迁移流动对城市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愈发凸显，各地政府对外来人口的态度出现了反转。

在这种情况下，人口的迁移和流动超越了生育和死亡因素，将主导各地未来人口全局。一个城市长期发展潜力依赖于它对外来人口的吸引力。

以杭州、成都和西安为例，这三座城市人口净流入率分别为19.8%、12.1%和6.2%。其中，位于东部地区的杭州对外来人口吸引力最大，西部地区的成都和西安相对而言较小。成都和西安外来人口量级和占比相对较小，高学历人口储备无法与北上广深比拟，但过去几年却在“闷声”招揽人才：2010-2015年间流入到成都和西安的外来人口中，约60%具有大专及以上教育程度，明显高于流入到杭州的外来人口的教育程度(仅38%为大专及以上)。

形成对比的是，在外来人口占比超过1/3的广州和上海，本身聚集了大量高学历人才，流入人口则以高中及以下教育程度为主，其中大专及以上比例却较低，仅占35%和43%。

城市发展也离不了普通劳动力

由于过去出生人口规模的剧烈变动导致当前不同代际人口结构快速变化，我国在不久的将来将面临青年劳动力锐减。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历年出生人口数量出现长期持续下降的现象，这导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规模自2012年来连续下降。近几年青年劳动力规模也略有下降，但变化幅度并不大，2015-2020年间我国24-35岁青年劳动力规模将保持在2.6亿-2.7亿人之间。

教育的发展和劳动力素质的提升将在一定程度上弥补青年劳动力规模的快速下降。2015年青年劳动力仅1/4的人拥有大专及以上学历，2020年该比例预计将提高近10个百分点，2015-2020年间大专及以上教育程度的青年人口规模将相应增加约2000万。教育的发展和劳动力人口素质的提升会继续发展，尽管到2025年青年劳动力规模将大幅下降，但可以预计大专及以上教育程度的人口规模变化幅度将不会出现大幅下降。

实际上，高中及以下教育程度的青年人口规模会下降得惊人。2015-2020年间高中及以下教育程度的青年人口会下降约13%，2020-2025年间预计会下降40%以上。该现象值得警醒，城市的发展不仅仅需要“高端”人才，熟练工人和服务人员也同样重要。

城市争夺人才是基于“需求侧”变动

从去年到今年，青年劳动力人口数量和教育没有发生剧烈的变化，当前这波“抢人运动”并非由“供给侧”的人口驱动，当前的“人才危机”尚不足以由“人口危机”来解释，真正的“供给侧”危机将发生在2020-2025年。

这波争夺人才的大战，更多是基于“需求侧”的剧烈变动，由当地政府主导，这与最近两年各地产业结构调整有密切关联。近几年各地在强调知识经济，争相发展高新技术，对于技术人才的需求陡增。

除人口这一基本因素影响青年劳动力的供给外，我国的经济、社会领域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发生，对劳动力供给的影响也值得重视，例如生育政策放开影响了女性劳动参与，高铁的快速发展极大地拓展了人们的就业和居住选择。总之，种种挑战和机遇正在考验着地方政府和青年人。(吕利丹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