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然亭曾是荒野之地 [快讯]

2018年4月24日讯，近年来，为方便市民休闲，扩大绿化面积，改善生活环境，北京各区县在居民聚集的街头巷尾、闲置空地见缝插针，建了许多小巧玲珑、占地不大的“口袋公园”、袖珍公园。作者：张双林赵莹莹/北晚新视觉供图俗话说，麻雀...

2018年4月24日讯，近年来，为方便市民休闲，扩大绿化面积，改善生活环境，北京各区县在居民聚集的街头巷尾、闲置空地见缝插针，建了许多小巧玲珑、占地不大的“口袋公园”、袖珍公园。作者：张双林

赵莹莹/北晚新视觉供图

俗话说，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口袋公园”虽小，也是公共的园林。再加上那些历史悠久的公园城内公园的数量、规模在全国称得上首屈一指。不过，北京的公园历史并不长，具有现代意义的公园出现较晚，距今只有一百多年。

余园是北京最早的“公园”

历史上，北京有许多私家园林，如勺园、可园、鉴园、一亩园、乐家花园、那家花园等等，不胜枚举。但这些私园并不对外开放，不能称为公园。辛亥革命以前，除余园外，四九城内没有一座公园。而最早出现的现代意义的公园——余园，也是在私家园林基础上建造的。余园的历史可以追溯的很远，但作为公园则是从光绪三十年（1904年）开始的，距今只有百余年的历史。

余园的位置在如今王府井大街北端的东厂胡同东口，历史上，这里是明代东厂锦衣卫衙门所在地。东厂在明代是个谈虎色变的地方，干了不少打击忠良、滥杀无辜之事。据史料记载，明灭亡后，东厂衙门不存在，东厂旧址则“房屋颓圮，杂草丛出”，原来“古槐森郁，廨宇肃然”的衙门，变成了鬼气森森的废墟。

清初，东厂废墟之地成了康熙朝大学士、吏部尚书阿兰泰的私产。大概是东厂遗址不是“吉地”，阿兰泰的后人以低价卖给了庆麟。庆麟在道光、咸丰年间曾任两广总督，做为封疆大吏，家资颇丰。购得这块地之后大兴土木，除建了富丽堂皇的宅邸外，还在宅院中广植树木花草，并点缀以太湖石、池塘和亭台楼阁，命名为漪园。

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慈禧和光绪扔下北京城望风而逃，漪园被八国联军占用，在这里建了德国兵的野战医院。八国联军撤走后，漪园回到庆麟四世孙佛尼音布手中，佛尼音布思想开明，他将漪园略加修葺，更名为“余园”，并对公众开放。据说，“余园”乃“劫后余生”之意。

余园虽小，但具备了现代公园的许多元素，如园内设有饭庄、茶馆，还有照像馆等等。不过鉴于当时的社会环境和生活习惯，人们趋于保守，且余园门票较贵，游客不多，没有几年就经营不下去了。尔后，余园成了大学士荣禄家的私产，1913年时，荣禄后人将余园及其附属建筑售给了袁世凯。1914年，袁世凯将余园“赐”给了副总统黎元洪。黎元洪不支持帝制，不承认自己是袁世凯封的“遵义亲王”。袁世凯死后，这里一度成为黎元洪的总统府。

上世纪30年代，胡适曾在此处居住过。日伪时期，这里成为日本的文化特务机关，修了日式图书馆，并在余园内大拆大建，搞得面目皆非。1949年之后，在余园旧址上建起了社科院图书馆和历史、考古研究所。现今，旧的余园建筑所剩无几，黎元洪总统府只留下了一小段围墙，余园彻底湮灭在历史尘埃中。

陶然亭历史悠久

陶然亭公园建于1952年，是一座融古典建筑和现代造园艺术为一体的，以突出中华民族“亭文化”为主要内容的历史文化名园。近年出版的《陶然亭公园古代诗词选》和《江亭碑影——陶然亭公园碑刻纪》，足以证明陶然亭的悠久历史。

陶然亭最早不过是南城的一片荒野之地，一度曾有烧制砖瓦的窑厂及大片坟地。园内的慈悲庵是建于元代的，而园中陶然亭则建于清代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当时任窑厂监督的工部郎中江藻在慈悲庵内创建此亭，并取唐代诗人白居易“更待菊黄家酝熟，共君一醉一陶然”之诗意，为亭题额曰“陶然”。历史上，北京城里有许多皇家园林和私家园林，但这些是不许平民百姓进入的，而陶然亭一带则是平民百姓自由出入的地方。

在北京众多公园中，陶然亭是文人墨客关注的地方，故而留下了无数的诗词歌赋和碑刻，由于骚客们的吟咏，一些旧坟古冢居然有了诗意和传奇色彩。陶然亭的驰名也引起外国人的关注，在上世纪20年代，日本人中野江汉所著《北京繁昌记》中，就有陶然亭的记述，而且篇幅很大，他认为陶然亭是“可恣意俯瞰江南风光，取一瓢饮的理想胜地”，他还认为“‘绿荫幽草花时胜’，绝非是诗人的溢美之词”，足见他对陶然亭的印象深刻。中野江汉的同乡丸山昏迷也对陶然亭情有独钟，他在《北京》一书中写到陶然亭时云：“亭下数顷沼泽地种植芦苇，清水浅绿的夏季感觉格外清凉，垂衣张网在消磨半日也甚有趣。”

陶然亭旧貌变新颜始于上世纪50年代初，在政府的组织下，人们疏浚了池塘、窑坑，迁走了坟头，绿化了荒山，种植了大批花木，修了儿童游乐园，并从中南海里移来了云绘楼及城区一些被拆牌楼，并正式挂出了“公园”的牌子。因为公园姓“公”，长时间内陶然亭一直是免费参观，不收门票的。

古为今用，坛庙变公园

北京的公园在几十年前很少有事先设计再建造的，大多数是“古为今用”，像北京动物园，原来是万牲园（清代农事实验场），其是在乐善园、继园、广善寺、惠安寺基础上建的，而且还有“三贝子花园”之称。

北京有“前门西单鼓楼前，九坛八庙颐和园”的说法，说明这些地方是京城游玩的佳地。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将“九坛”变为公园蔚然成风。历史上，北京的各个坛都是皇家祭祀场所，民国政府和市政当局从1914年开始，有计划地将一些坛庙改建为公园。社稷坛最早被改为中央公园，后又改为中山公园。为使社稷坛现代化，还成立了中央公园董事会。园中开了上林春、来今雨轩、春明馆等餐厅茶社，还建有照相馆、台球房及音乐堂。并根据社稷坛的特殊地理环境，建了唐花坞、水榭，并将辱华的克林德牌坊改为“公理战胜”牌坊迁入。

中央公园经营有方，颇得市民欢心，起到了示范作用。1915年6月北京“市政公所”又将先农坛改为城南公园，并在公园北面筹划“新市区”，建城南新世界游乐场及开辟万明路等等。不过，城南公园与“新市区”昙花一现，最终先农坛以北的公园遗址成了民国时的刑场。

据史料载，1918年，民国内务部设天坛办事处筹建天坛公园。此次坛庙改公园吸取了先农坛的经验，不“招商引资”，也不大兴土木，以原汁原味来吸引游客，人们可以站在回音壁、圜丘坛及祈年殿前聆听远古的呼唤，抒发幽古之情。据《老北京公园开放记》记载，清室善后委员会见坛庙改公园是名利双收的事，也想加入其中，1924年将太庙改为“和平公园”，并在园中养了几只灰鹤来吸引游客。不过，没有多久，冯玉祥派兵驱逐了溥仪，“清室善后委员会”也作鸟兽散，和平公园名存实亡，北京人仍称其为太庙。但坛庙改公园的工作没有停顿，1925年8月将地坛改为京兆公园（也称市民公园）对外开放。

1935年版的《北京旅行指南》对京兆公园有所记述：“民国十四年（1925年）京兆尹薛笃弼将全部辟作京兆公园，费时三月，用款一万六千元，始具规模”，“园中墙壁，满绘古人嘉言懿行”。在园南建体育场，体育场曾有“提倡尚武精神发扬民主，辅助通俗教育陶铸国魂”的门联。在园内还建有图书馆，藉以教化民众、开化民智。民国十八年（1929年），京兆公园改称市民公园。

京兆公园比中山公园、北海公园更加平民化，市民免费出入。毕竟其产生于军阀混战的年月，因“经费无着，以致荒废，游客日渐稀少”，国内一些建筑“均行倾毁”，后来成为“河北第四农林试验场”的种子交换站和苗圃，不再是公园了。

在民国之初，建公园被认为是“改良”的举措，故而连厂甸也在1918年建了海公村公园，这个公园可谓徒有其名，既无亭台楼阁，又无花草树木，不过有几个买卖古玩、文具、图书的小摊而已。1925年北海公园、1928年颐和园与景山公园、1929年中南海公园等公园的出现，一度使北京城公园之多成为全国之最，这些公园还没有包括自然形成的日坛、月坛公园。

1949年后，北京城人口剧增，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北京旧有的公园已经难以满足民众的要求，各种新公园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如东单东大地曾是外国兵练兵场，在1948年围城时甚至还拟建飞机场，到1955年就改成了东单公园。而城郊区一些荒地、树林、池塘、窑坑等改建为公园的更不胜枚举，如紫竹院公园、红领巾公园、团结湖公园、龙潭公园、万寿西宫公园、宣武艺园、朝阳公园、南馆公园、柳荫公园、人定湖公园、青年湖公园等。

以青年湖公园为例，它最早是一片荒地，有许多个窑坑及基督教的坟场，从1958年开建直到1981年，最终形成了一个很美的小公园。东城的南馆公园也颇有来历，历史上此地曾关押过康熙年间入侵中国的俄国哥萨克战俘，为体现“天朝”威望和宽宏，允许战俘在此建了东正教教堂即南馆，十月革命后，居京的战俘后代流亡而去，此地的教堂荒废，1949年后建成了公园。

西城的双秀公园1984年才建成，它产生于中日关系最好的时期，是与日本新潟一家建筑株式会社合建，园名取日本园林“水秀山青”和中国园林“秀丽多姿”的含义，命名为双秀公园。丰台的莲花池公园是北京众多公园中历史最悠久的，它居然与古蓟城有关，但成为公园正式开放则是1990年。丰台的另一个公园万芳亭公园面积不大，但它与元代一个官员的别墅有关，正如《明一统志》所云：“玩芳亭在府南，元栗院使别墅。”“玩芳亭”因有歧义，1991年改称万芳亭。

改革开放后出现的不少公园均有历史典故，以朝阳区为例，诸如王四营古塔公园、常营公园、元大都城垣公园、将府公园、八里桥公园、白鹿郊野公园、庆丰公园等，都与历史典故有关，公园名称并非徒有其名。像庆丰公园就与历史上的二闸有关；而王四营古塔公园与十方诸宝塔有关。

来源：北京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