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食人魔花园》：蕾拉笔下的“仙女”保姆为何变成杀人恶魔？ [快讯]

2012年，纽约发生一桩耸人听闻的案件：一个保姆杀害了她所服务的雇主家的两个孩子，并尝试自杀。有报道提到，雇主夫妇曾亲密地说：“她是我们家的一分子！”这则新闻令法国80后女作家蕾拉·斯利玛尼异常震惊，那时她正开始写一个中...

2012年，纽约发生一桩耸人听闻的案件：一个保姆杀害了她所服务的雇主家的两个孩子，并尝试自杀。有报道提到，雇主夫妇曾亲密地说：“她是我们家的一分子！”这则新闻令法国80后女作家蕾拉·斯利玛尼异常震惊，那时她正开始写一个中产阶级家庭故事。作者：张玉瑶

纽约案件让她意识到，这样一个家庭内部，保姆和雇主之间，存在着某种形式的暴力关系。沿此案，蕾拉在网上查到了更多关于世界各地保姆犯罪的案例，一点点构筑起其中的现实性。这成为其小说《温柔之歌》的起点，只是她将故事从纽约搬到了巴黎。

这是蕾拉的第二部作品，诞生后即获得2016年法国龚古尔文学奖，去年8月已在国内推出中文版。前不久，她的处女作《食人魔花园》亦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蕾拉本人也来到中国，和张悦然、格非、杨庆祥等中国作家进行了几番关于女性写作与社会问题的对谈。她纤细而美丽，来自北非故乡的肤色闪着浅棕的光泽，但谈话和沉思间，分明散发出一种典型的法国传统知识分子气质。

蕾拉1981年出生于摩洛哥首都拉巴特，17岁时到巴黎求学，毕业后有段时间回到摩洛哥，在《青年非洲》杂志做记者。但她觉得在故乡不快乐，不自由，“在摩洛哥做一个男人是复杂的，做个女人更复杂十倍”。不过记者生涯给予她对社会问题敏锐的感知力，身为一个“生来是穆斯林”的女作家，她尤其关注女性议题，如《温柔之歌》关注保姆，《食人魔花园》关注一个颇类“现代包法利夫人”的女性瘾者，今年初出的一部调查实录《性与谎言》则关注女性的性议题。她在访谈中时常提到，“文学不能够改变世界，但也许可以改变到读它的人”——而写作之于她自己，本身便是一种反抗。

蕾拉对保姆这一身份产生兴趣，是自孩提时开始的。在摩洛哥家中，有一位长年看护她的保姆，其身份让幼年蕾拉感到奇怪，“像是家人，又不是家人”。她三十岁时，有了自己的孩子，也想给孩子找一个保姆，坐下来和保姆面试的时候，意识到这个循环的发生。这一踌躇的场景，也发生在《温柔之歌》中的女主人米莉亚姆身上。她是一位来自北非的女性，受过高等教育，生了两个孩子后，在同学的鼓励下决定重返职场，做一名职业律师。但这就意味着，必须给孩子找一个保姆。

米莉亚姆和丈夫保罗面试了好几个保姆，最后挑中了温柔能干的路易丝。路易丝的到来让小两口处于巨大的幸福当中，她将一切家务整理得井井有条，将混乱的公寓变作“完美的资产阶级住宅”，对两个孩子米拉和亚当也非常细致耐心，孩子们很快就表现出对她的喜爱和依赖。米莉亚姆逢人便兴奋地说：“我家的保姆是个仙女！”夫妻俩也用自认为妥当的方式表达对路易丝的感激，告诉路易丝她是家中一分子，甚至举家去希腊度假时也带上了她。然而这样一幅看似其乐融融的中产阶级家庭图景，竟以痛彻心扉的悲剧方式终结。

“仙女”为什么会变成恶魔？译者袁筱一模仿朗西埃“为什么一定要杀死爱玛·包法利”的句式，写了一篇题为“路易丝为什么要杀人”的译后记。文中提到，没有人真正了解路易丝，尽管雇主对她展现出（某种程度上的）好意，自认使她成为家庭成员，但事实上，她“越是深入这个家庭，越容易引起保罗和米莉亚姆的警觉”。尤其希腊之行后，路易丝越来越希望自己能够依附于这个家庭，但她的一次次越轨令主人的警觉也日渐发酵，终于让夫妇俩觉得“不再需要她了”。与此同时，随着两个孩子长大上学，路易丝也陷入无所事事、不被需要的恐慌中，而她想到的唯一解决之道是，让夫妻俩再生一个孩子。遗憾的是，缺乏交流的双方像在家庭布景中进行哑剧表演，夫妻俩浑然不知路易丝的愿望和打算。一次次陷入失望之后，路易丝突然想到，他们不再生孩子是因为已经有了两个孩子，这两个孩子成为了阻碍。在局外人看来，这种想法的逻辑吊诡而可怖，但于彼时的路易丝来说，她困在这个逻辑里了，动弹不得。

路易丝有她的困境。值得注意的是，路易丝是个白人保姆，因米莉亚姆对所谓“移民团结”持怀疑态度，不愿雇用同来自北非或其他欠发达地区的移民。路易丝在街心公园带孩子玩时，在一群有色人种保姆中，是非常醒目的唯一一个。她不愿和她们多交流，在保姆们看来，她有一种高高在上的神情和“刻意模仿上流贵妇人的做派”。或许在路易丝看来，比起这些同阶层的人，她从心理上更靠近她的白人雇主家庭。而她自己丈夫去世、女儿疏于管教而离家出走、经济拮据、账单源源不断，在这一重重现实压力下，她更是将希冀的出口放在米莉亚姆夫妻俩身上，希望从雇主那里获得一个家庭和一种体面的生活。然而她虽是白人，却是底层白人，这一身份是尴尬的，她没有意识到或是低估了阶层之间的鸿沟，她不可能真正逾越而介入对方生活，雇主也不会真正愿意保姆将她自己的痛苦带到家中来。在学者杨庆祥看来，路易丝的悲剧是一个结构性问题，在一个阶层固化的社会里，她无法彻底摆脱这一困境，获得上升渠道。

如果说路易丝代表着一种社会结构问题，米莉亚姆则代表着另一种。她身上体现着现代女性所面临的两难困境：作为母亲，她恐惧将孩子交给别人看管，但作为希求以职业奋斗来抗争性别不平等的现代女性，她选择工作，即使她的工资基本抵消了付给保姆的工钱。然而这一选择，却有可能导致路易丝式的悲剧。米莉亚姆有错吗？或许有，但这错是处理和保姆关系上的错，不应视作是她的选择之错。我们更该反思的是，为什么这种两难困境必须是由女性来独自面对的。至于路易丝，她的犯罪行为必要遭受谴责，但从她的心理遭际中，我们或许能够发现某些从来被忽视的东西，给未来以警钟。

来源：北京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