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发现秦人古酒 这酒还能喝么？

陕西发现了距今有三千多年历史的古酒，而且酒是绿色的!不少网友纷纷留言评论，这就看起来挺不错的，这酒还能喝么?真是厉害了! 秦人爱饮酒?2000多年前古人饮用的酒是什么样的?近日，陕西省考古研...

　　法律法规网综合消息 陕西发现了距今有三千多年历史的古酒，而且酒是绿色的!不少网友纷纷留言评论，这就看起来挺不错的，这酒还能喝么?真是厉害了!

秦人爱饮酒?2000多年前古人饮用的酒是什么样的?近日，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公布了西咸新区空港新城岩村秦人墓葬的发掘结果，其中引人瞩目的是在一件密封较好的铜壶里，发现了距今2000多年的古酒。

出土文物260余件

这批平民墓葬的时间集中在战国晚期到秦代，尽管多次被盗扰，依然出土了不同材质的文物260余件，其中引人瞩目的是在一件密封较好的铜壶里，发现了距今2000多年的古酒.

铜壶属于盛储酒类液体的青铜礼器，按照周礼制度，墓葬中出土的铜壶多与下葬过程中的“献祭”仪式有关，填埋时也多盛有酒类。但2000多年前秦人盛放的酒能保存下来实属“意外”。

主持发掘的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许卫红介绍说：“铜壶出土时，我们发现口部用植物条捆扎了粗麻布，良好的密封性为保存壶中酒提供了可能。”铜壶中保存的约300毫升液体，近乳白色，透明纯净。秦酒为发酵酿造

参与发掘的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张杨力铮说：“经过相关单位科学检测，发现液体中含有较高的羟脯氨酸、谷氨酸等氨基酸，属于酒类物质，类似今天的发酵酿造酒。”这次酒的发现不仅说明了秦都咸阳的酒业酿造水平，也体现了秦帝国对周礼制度的传承，对研究秦咸阳城文化面貌具有重要意义。

记者还注意到，这批墓葬出土的一柄保存完整的铜剑。通长60厘米的铜剑剑身是中部起脊的八面体造型，近锋端有明显束腰，仔细观察可以发现使用之后在刃部留下的豁口。铜剑的束腰和八面体剑身使其具有较强杀伤力。

据《史记》记载，为了适应战争需要，秦国自简公六年开始“令吏初带剑”，次年令“百姓初带剑”。从此秦国男子带剑成为规制。张杨力铮说，这柄剑的造型是吴越风格，从刃部豁口推测，是经历血雨腥风的实用武器，也印证了秦人的尚武之风和与其他地区的文化交流。

另外，考古工作者发现了一件罕见的战国晚期卜甲。许卫红认为该发现是“一次奇怪的意外”。古人以动物的骨、甲制成占卜的器具，根据骨、甲上的“兆纹”判断事情的凶吉。考古工作者推测，这座墓葬的主人身份可能是咸阳城内的一位“巫师”级人物。

平民墓中有酒说明国力强?

百姓能喝得起酒

“这次考古发掘出土的铜壶外形基本是素面，没有花纹。这表明墓主生前身份并不高贵，是很普通的平民。加之这铜壶里装有距今2000多年的古酒，虽暂未检测出是用什么粮食酿造的，但至少说明当时的秦国国力强盛，人民物质生活比较富裕，普通老百姓喝得起酒。”今天上午，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张杨力铮就日前发掘的西咸新区空港新城岩村秦人墓葬里装有古酒的铜壶，接受《法制晚报》记者采访时透露说。

对于该古酒有无啥气味，张杨力铮表示，或许是年代太久远，酒精味道早已挥发，所以无异味。“值得一提的是，这次是经过科学检测得来的结果。十多年前在西安发现的多起类似古酒发掘，则大多是推测的，并没有经过科学检测。所以这次的考古经得起推敲。”张杨力铮说道。

他还向记者透露，酿酒技术早在距今5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就已经有了。近些年中外考古研究机构在西安半坡米家崖遗址发掘的5000年前酿制酒类的陶器，就证实了这一点。

“只是那时的酿酒技术还不成熟，大多是用粟米等纯粮食酿制，工序很简单，所以酒精度数较低。类似于今天自家酿制的米酒、黄酒。”张杨力铮如是说。

另据其介绍，早在2003年于西安北郊发掘一座西汉高级贵族墓葬，出土了一批精美的西汉早期青铜器。其中一个青铜锺里竟盛满了50多斤保存完好的西汉美酒，且酒香四溢。而这次发掘的秦人古酒，则将年代进一步推前，并且是一平民墓葬里发掘的，由此显得比较稀罕。

　　小说是留给后来者的“考古学”

自20世纪初，确切地说1918年4月鲁迅《狂人日记》为标志的第一部白话文小说的诞生，新文学迄今已走过了百年的历史。百年的历史相对于古老的中国而言算不上悠久，但20世纪初到21世纪初的这个一百年文化思想的变化却是翻天覆地的。而记载这翻天覆地之巨变的，文学功莫大焉。作为一个民族的情感、思想、心灵的记录，从小处说起的小说，可能比之任何别的文体，或者其他样式的主观叙述与历史追忆，都更真切、更真实。将这一百年的经典小说挑选出来，放在一起，或可看到一个民族心性的发展，而那可能被时间与事件遮盖的深层民族心灵密码，在这样一种系统的阅读中，也会清晰地得到揭示。

所需的仍是那份耐心。如鲁迅在近百年前对阿Q的抽蚕剥丝，萧红对生死场的深观内视，这样的作家的耐心，成就了我们今天的回顾与判断，使我们——作为这一古老民族的每一个体，都能找到那个线头，并警觉于我们的某种性格缺陷，同时也不忘我们辉煌的来路和伟大的祖先。

来路是如此重要。小说除了是个人技艺的展示之外，还是社会大众的灵魂素描。如果没有鲁迅，我们可能会失去或推迟认识自己另一面的机会。当然，如果没有鲁迅之后一代代作家对人的观察和省思，我们生活在其中而不自知的日子也许更少苦恼，但终是离麻木更近。是这些作家把先知道的写下来给我们看，提示我们这是一种人生，但也还有另一种不一样的人生，可以去尝试，可以去追寻，这是小说更重要的功能，是一个文学家个人通过文字传达、建构并最终必然参与到的民族思想再造的部分。

我们从这优秀者中先选取百位。他们的目光是不同的，但都是独特的。一百年，一百位作家，每位作家出版一部代表作品。百人百部百年，是今天的我们对于百年前开始的新文化运动的一份特别的纪念。

而之所以选取中篇小说这样一种文体，也是出于这个原因。

中篇小说的文体，只是一种称谓。长篇的体积更大，短篇好似又不足以支撑，而介于两者之间的中篇小说兼具长篇的社会学容量与短篇的技艺表达。虽然这种文体的命名只是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才明确出现，但三四十年间发展迅速，其中的优秀作品在不同时期代表了小说甚至文学的高峰，比如路遥的《人生》、张承志的《北方的河》、莫言的《透明的红萝卜》、韩少功的《爸爸爸》、王安忆的《小鲍庄》、铁凝的《永远有多远》，等等，不胜枚举。小说是留给后来者的“考古学”，它面对的不是土层和古物，但发掘工作更加艰巨，因为它面对的是一个民族精神最深层的奥秘。作家这个田野考察者，提交的个人“报告”，不啻是一份份关于民族心灵潜行的记录，而有一天，把这些“报告”收集起来的我们会发现，它是一份长长的报告，在报告的封面上应写着，“一个民族的精神考古”。

一百年的时长在人类历史上不过白驹过隙，何况是刚刚挣得名分的中篇小说文体——国际通用的是小说，只有长、短之分，并无中篇的命名，而新文化运动伊始直至20世纪70年代早期，中篇小说的概念都未得到强化。需要说明的是，这给今天我们的编选带来困难，所以在选取新文学的现代部分和当代部分上半部时，我们采取了篇幅较短篇稍长又不足长篇的小说，譬如鲁迅的《祝福》《孤独者》，它的篇幅长度虽不及《阿Q正传》，但较之鲁迅自己的其他小说已是长的了。其他的现代时期作家的小说选取同理。在编选中我也曾想，命名“中篇小说名家经典”是否足以囊括，或者不如叫作“百年百人百部小说”，但如此称谓又是对短篇小说的掩埋和对长篇小说的漠视，还是点出“中篇”为好。命名之事，本是予实之名，世间之事，也是先有实，后有名，文学亦然。较之它所提供的人性含量而言，命名是否妥帖则已显得不那么重要了。

值此新文化运动一百年之际，出版“百年中篇小说名家经典”丛书(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旨在向这一百年来通过文学的表达探索民族深层精神的中国作家们致敬。因有你们的记述，这一百年留下的痕迹会有所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