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情惟是灯前影

多情惟是灯前影——摘自《吾土吾民：农民的文化表达与主体**》后记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沙垚2006年9月，我在自己的日记本上写下一句话“这个夏天的记忆，属于黄土地上这群敲着碗碗、弹着月琴的皮影艺人。”2006...

多情惟是灯前影

——摘自《吾土吾民：农民的文化表达与主体**》后记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沙垚

2006年9月，我在自己的日记本上写下一句话“这个夏天的记忆，属于黄土地上这群敲着碗碗、弹着月琴的皮影艺人。”

2006年8月初，怀着对十三朝古都的朝圣之心，我来到关中大地，第一次见到了皮影戏。皮影戏，如同那个从《大明宫词》里走出的女子，惊呆了将军的马匹，踢翻了我人生的花篮。

十年清华，九年皮影。

我把这九年，分成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2006年3月至2007年10月，这一期间，皮影戏在我心中是奄奄一息的“民间瑰宝”，是亟待抢救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至今犹记得2005年前后，媒体上对非遗要不要保护，如何保护的讨论，一浪高过一浪，有几篇关于皮影戏的文章犹在耳际，对我影响深远。尤其是2004年4月皮影艺人姜建合做客《乡约》，播出了专题片《最后的华县皮影》，以及2005年2月《新京报》发表《最后的华县皮影》，记录了在2004年年底华县原生态的皮影演出以及皮影老艺人的故事。感谢赵海涛兄把视频和文章发给我，让我泪流满面，并直接促成我对皮影戏的研究。

我有幸见证并参与了这场关于非遗的大讨论。2006年3月，我通过在网络上发表散文、博客，在清华参加公共演讲比赛等方式呼吁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

直至国家公布了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以及《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管理暂行办法》，一锤定音：非遗必须抢救。因为事关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和民族记忆，如冯骥才所说“如果文化消失了，民族也就没了。”①

这一阶段，我对皮影戏的认识是感**的。无论是看皮影的，还是演皮影的，都是没有几根头发或没有几颗牙齿的老人。他们守着千年古老的艺术，口头禅是“毕了……毕了……”，可是他们对艺术的热爱与执着深深地感动着我。

抢救皮影戏，这是2006年我灵魂深处的声音。因此，第一次来到华县农村，我带着强烈的要拯救他们的精英意识。或许，也可以说是初为知识分子的一种使命和责任。

但其实，我并没有做好太多的准备。我们只有一个简单的信念：只要全社会关注了、参与了，文化就不会消失。那么，如何让更多的人关注和参与呢？有三个较为常见的路径：

第一，政府从理念、政策到财政全方位的支持非遗传承与保护。

第二，借助大众媒介发声，用饱满的热情，呼吁公众对本民族文化的关心。

第三，利用摄影、摄像、录音等数字技术，保留民间艺术，为后代至少留下一些影音资料。

但是，然后呢？

不同的社会主体来传承和保护非遗，可能将非遗引入完全不同的道路。这些问题，在2005年前后，很少考虑。

2007年底，我迷上了人类学。

感谢清华大学“星火计划”，让我有机会再赴关中大地，聆听皮影戏。梁君健兄建议我把皮影戏的调查做成一个更深入、更持久的民族志。从此，学术之路漫漫，吾上下而求索。

这时候，华县出现了一家文化公司，给皮影艺人发工资，组织排练创新，录制抢救濒危剧目，打造民间文化品牌，走上世界舞台……可是它也垄断了所有皮影演出，农村看不到戏了。应该如何分析与看待这一现象？在非遗的框架之内，很难找到答案。

于是，我开始挑战非遗理论，提出一个反问：为什么要传承皮影戏？后来才知道这个简单的问题里面有着多重文化人类学的基本问题。比如，文化有没有固有的生老病死的生命特征，文化传承的意义是什么？该意义对于我和村民有何差异，等等。

但为了探寻这个简单问题的答案，我形成如下两个方面的转向与基本假设：

第一，我转向历史，并有一个基本假设，既然当代皮影戏衰败了，这说明它曾经繁荣过，分析当下衰败的原因，不如去看看当年它是如何繁荣以及为何繁荣，又是什么样的机缘让它转向衰败。

第二，我转向社会，也有一个基本假设，一个具体文化形态的衰败是由于它与社会结构互动的断裂。那么，就应当去看看它繁荣的时候，与社会为什么以及如何能够良好地、有机地互动。

从2007年底到2009年10月，这期间，我阅读了大量人类学的经典作品，我学会了参与式观察和深度访谈，学会了倾听和记录，而不再是自诩精英，对农民艺人指手画脚告诉他们应该如何传承文化。当我第一次看到“民族志”这三个字的时候，兴奋不已。

2007年冬，我和几位同学“仗剑踏雪入潼关”，豪气干云。这份热情和理想、对未知世界充满好奇的精神，以及在关中大地上度过美好的青春岁月和无数的回忆，令我此生无法忘怀。

我对自己“局外人”与“文化他者”的研究身份进行了反思，意识到要了解皮影戏的兴衰存亡，必须学会从当地人的视角看待世界、理解问题。皮影艺人的言语、行为，甚至类似于“挤眼”的小动作，都是他们对世界认知和解释的方式，而我要做的是“观察、记录、分析”，把这些“转瞬即逝的时刻和事件”从“时间中解救出来”，即所谓的“深描”。②

我特别想知道，皮影艺人心中真实的皮影戏是什么样的，他们有什么样的感情，会如何讲述自己的故事。为此，我跟他们一起跋山涉水、浪迹江湖，喝过酒饿过肚子，坑过别人也被别人坑过……建立起深厚的情义。

从此，在我的脸上，也偶尔可以看到只有人类学者才有的坏笑。

这是我研究皮影戏的第二个阶段，逐渐形成了一些自己的学术思考。我把皮影戏看作关中农村一种喜闻乐见的本土化的传播媒介，从村民和皮影艺人的视角来理解影戏这种媒介在中国农村社会和乡村生活语境中的作用和变迁。因此，这一阶段，我试图讲述的皮影戏的故事，已经不是一部静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或艺术的发展史，而是一部活生生的由人物故事和历史场景所构成的社会文化史。皮影犹如一枝离弦之箭，其靶心则是和皮影相关的人的生活，以及这些生活所根植的社会文化与历史的变迁。

在无数怀疑的目光中，“你的研究是传播学吗？”一个传播学的学子带着皮影戏的故事，执着地回到了传播学。2011年，我决意攻读传播学博士学位。从此开始了我皮影戏研究的第三个阶段。

我必须要从传播学的理论汪洋中寻找脉络，支撑皮影戏研究的“合法**”。同时，我也开始思考，既然皮影戏是传播现象，为什么对皮影戏的研究却不是传播学研究？或许是这个学科发展本身遇到了某种对象化依赖的困境。

进入博士阶段之后，我结识了赵月枝教授。恰好近年来她将传播政治经济学转向乡村，认为在城市中心主义、西方中心主义、媒体（现代）中心主义和发展主义等诸多范式的主导下，乡村出现文化困境，提倡将乡村文化传播的问题与社会整体运行、历史变迁、制度安排等联系起来考察，才可能有所突破。她与我在北大一个会议的间歇，“溜”到休息室，畅谈了近3个小时，她的思想如“云之君兮纷纷而来下”，瞬间奠定了我博士论文的主基调。她不断追问，中国的农民有没有文化，中国农民的文化是什么？成为我博士论文的主要研究问题。

是她激活了我大量的田野资料和历史档案，我开始意识到皮影戏的兴衰，不仅关乎皮影本身，还关乎农村社会的变迁。蓦然回首，我发现自己曾经纠结的皮影戏是不是传播学范畴，是一个多么幼稚的问题。一幅20世纪中国乡村文化传播的历史画卷正在徐徐打开。

于是有了这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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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孟兰英：《冯骥才：民间文化守望者》，《今日中国论坛》2006年第10期。

②克利福德·格尔兹：《文化的解释》，韩莉译，译林出版社2008年版，第21-24页。

长期蹲点农村，观察社会变迁，思考城乡社会二元结构的破解之道，青年学者沙垚——

眼皮贴近地皮才能看见草根

记者孟祥夫

（人民日报2017年09月26日第18版）

“士不可以不弘毅”，无论古今，知识分子在经济社会进步和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起着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如今，在民族复兴的历史**时刻，在改革发展的最前沿，同样少不了青年知识分子的身影。他们在经济建设主战场、文化发展大舞台、社会建设新领域、科技创新最前沿、重点项目第一线、基层实践大熔炉中大放异彩，他们兼具知识分子的洞察力和青年的锐气，走在时代的最前列。

从本期起，新青年周刊将推出“关注青年知识分子”系列报道，讲述那些将知识与实践相结合，用思想武器改造现实的青年知识分子的故事，分享他们的所思所悟。

——编者

过去10年，他行走在黄土地上，足迹遍布河西走廊、陕北、华北、关中、西南、东部沿海等地的100多个村庄。他以知识分子的情怀和视角，追寻在乡村日渐衰落的皮影戏的踪迹，探寻农民情感表达方式，呈现了一幅宏大、真实的乡村社会图景；他蹲点东部农村，观察农村社会变迁，思考城乡社会二元结构的破解之道，看到了在城市化对乡村带来冲击和挑战的背景下，乡村社会孕育出的新生和活力……

他，就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现已出版多本有关农村问题著作的青年学者沙垚。

结缘皮影，破译农村“文化密码”

2006年9月，沙垚在日记本上写下一句话，“这个夏天的记忆，属于黄土地上这群敲着碗碗、弹着月琴的皮影艺人。”此前一个月，他来到关中大地，第一次见到了皮影戏。在他眼中，皮影戏，如同那个从《大明宫词》里走出的女子，“惊呆了将军的马匹，踢翻了我人生的花篮。”

那年，正在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读大一的沙垚，在聆听了一场呼吁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讲座后，开始意识到保护非遗的紧迫**，加之当时有媒体描绘农村皮影戏正走向凋零的黯淡图景，种种因素，让沙垚对皮影戏及其扎根的农村产生了日渐浓厚的兴趣。“抢救皮影戏，成了2006年我灵魂深处的声音。”沙垚说。

循着内心，沙垚自此和皮影戏结下了不解之缘，以至于他用“十年清华，九年皮影”来回顾那段时光。

在关中黄土地上，沙垚和皮影艺人同吃同住，以口述史的形式记录老艺人们的手艺传承和他们背后沉淀的历史时光。他深入关中平原东部的华县农村蹲点，在王什字村、刘塬村、梁堡村，他一蹲就是数月，目睹了老艺人们因皮影戏式微而生活困顿的样子。

刘塬村及周边村子素有“影戏的老窝子”之名。沙垚介绍，20世纪60年代，在城镇职工一个月平均工资几十块钱的情况下，当地一个皮影艺人一晚上就能挣10块钱；70年代中后期起，他们便人手一辆自行车，掀起了全村老少学皮影的**，可以说风光无限。然而，到了2006年，演一场皮影戏只能挣到50—60元，人均一个月也就收入300元左右。皮影戏成了不受待见的“明日黄花”，坚持演戏的也都是上了年纪的老人。如刘塬村演皮影戏的艺人总共不到10个，平均年龄60多岁，他们头发稀疏，牙齿脱落，早已不见当年荣光。

后来，随着当地一家名为“雨田”的文化公司的兴起，老艺人们的命运出现了转机。公司将所有老艺人吸纳为员工，大大提高了票价，同时要求艺人不得私自外出演戏，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农村的戏越来越少；另一方面，公司也录制抢救濒危剧目，积极打造民间文化品牌，提高了皮影在城市和国际上的知名度。然而，如何看待和分析这一做法？究竟是保护了皮影戏，还是带来了新的传承危机？

沙垚觉得这需要深入到皮影戏曾经扎根的社会结构、历史传统和文化土壤中进行讨论，他认为既然今天皮影戏的传承出现了问题，那么就有必要回头看看过去皮影戏是如何繁荣地生存的。带着这些问题，他开始大量阅读人类学和政治经济学的经典作品，寻找解决之道。“我学会了参与式观察和深度访谈，学会了倾听和记录，不再自诩精英，不再颐指气使地告诉农民应该如何传承自己的文化。”沙垚说。

在研究上，他来了个大“转身”，尝试着破译农村的“文化密码”，寻找潜藏于亿万民众日常生活中的“正能量”和“价值感”。从此，沙垚进入了一个更广阔的世界，一个复杂、多元，而又显得脆弱的农村，成了他倾力研究的对象。

下沉基层，和农民“掏心窝子”

“离基层越近，离真理越近。”这是学院老师对沙垚的教诲。“只有眼皮贴近地皮，才能看得见草根。”这是一位云游诗人的寄语。

在江苏农村长大的沙垚，对农民和农村带有天然的感情。他曾深情地说，我愿意匍匐在大地上，风雨兼程，铭记一段人生。在黄土地上蹲点，带着学术思考和人文关怀“沉”下去，是他对脚下这片厚重土地的敬意和回馈。“知识分子不能靠想象了解农村，不能以高高在上的姿态对农民指手画脚，而是要迈向农村、深入农村，倾听农民的表达，和他们交朋友，为人民拿起笔杆子。”沙垚说。

一开始，老艺人并不把眼前这个还没踏出校门的“毛头小子”当回事，对采访也有些应付。“如何才能真正走进老艺人的心，让他们跟我掏心窝子？”沙垚问自己。为此，他转变身份和心态，不把自己当村里的“外来者”“局外人”，而是与老人们同吃同住，融入他们的生活。到了清明节，沙垚和研究伙伴们专门前往刘塬村为已经过世的皮影艺人上坟，以示敬重，这赢得了村民们的认可和称许。

2008年9月初的一天，沙垚随雨田公司“皮影三团”的艺人们前往华阴市夫水镇葱兴村的一户党姓人家演戏。演出结束时已是深夜。然而，村里人观念守旧，不让艺人在家过夜。大家只好连夜下山。刚刚下过大雨，山路陡滑，加之天黑，沙垚和研究伙伴一起搀扶着腿脚不便的老艺人在秦岭的深山里深一脚浅一脚，连夜赶了10多公里路。回去后，老艺人们感动不已，一个个和沙垚成了忘年交，再接受采访时也情真意切、毫无保留了。

在农村蹲守，沙垚也吃过苦头。他曾在荒山野庙的屋里住过，半夜老鼠就在身边爬来爬去；住不起宾馆，他就租住在租金一月100元钱的陋室，屋里没有床，他就自己动手组装；为了体验农村过年的传统，沙垚曾在陕北窑洞里过年，也曾在除夕当天坐在空荡荡的火车上一个人啃面包……

“困难的时候，我们一个月没肉吃，心里特别馋。但这些都不是最难的，最难熬的是，在团队里不断有人退出的情况下，还要坚持理想，忍受无边的寂寞，但我不想放弃，咬咬牙，也要坚持下来。”沙垚说。

“我要花10年时间，看看农村长什么样。”这是沙垚当时给自己的要求。如今，在蹲点调研的基础上，他相继写作和出版了《土门日记：华县皮影田野调查手记》《新农村：一部历史》等多本著作，算是对自己有了一个阶段**的交代。

弥合分歧，厚植农村发展“内生动力”

城乡分歧如何弥合？如何厚植农村发展的内生动力？这是最近两三年沙垚行走农村时想得最多的问题。

事实上，这些年农民和农村并不缺少关注。每年春节，各种“返乡”议题的文章“引爆”互联网，引发大家关于真实农村的讨论，参与者甚众。无论是2015年的《一位博士生的返乡笔记》，还是2016年的《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都把不少人的目光引向农村，展示了农村在发展中面临的“空心化”“老龄化”等问题和困境。

然而，农村真的是那样衰败不堪、没有未来吗？农村建设和发展的希望在哪里？在浙江缙云县的蹲点调研，让沙垚有了新的思考，看到了光亮和未来。

今年正月初七，沙垚在缙云县榧树根村观看了一场乡村春晚。天气很冷，但观众看得开心，最多的时候有500多人，现场笑声不断。演员大多是返乡的二代农民工、大学生以及村干部。在被沙垚描述为“土洋土洋”的乡村春晚里，他看到了新生力量。一部名为《烛光里的妈妈》的小品让沙垚感动得热泪盈眶。小品讲述了一位农村母亲和城市儿媳妇从彼此不和到互相接纳的故事。“这体现出世道人心，只有先把大家的心焐暖了，才能凝聚起力量。”沙垚说。

返乡二代农民工在乡村春晚的出色表现让沙垚深思：这群在城乡间流动的人群，有没有可能成为两地间的文化使者？他们能否打破中国“城市—乡村”的二元阻隔？虽然这有待进一步观察和调研，但毕竟让人看到了希望和可能**。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一部乡村春晚，让沙垚看到了乡村文化蕴藏的勃勃生机。同行调研的传播学者赵月枝提出，乡村文化越是具有公共**，就越富有生机活力。沙垚受到启发，如今他正聚焦于农民，尤其是二代农民工的文化表达，探索乡村文化的发展、繁荣之道。

沙垚是个有使命感的知识分子，他觉得自己正在走的路不过是沿着先贤的足迹，他对李大钊曾经向广大青年发出的号召感触尤深：“青年呵！速向农村去吧！……那些终年在田野工作的父老妇孺，都是你们的同心伴侣，那炊烟锄影，鸡犬相闻的境界，才是你们安身立命的地方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