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足结果要件确定过失犯追诉时效

我国刑法第89条规定：“追诉期限从犯罪之日起计算；犯罪行为有连续或者继续状态的，从犯罪行为终了之日起计算。”对于过失犯，行为发生，结果也即出现的，其追诉期限起点相对明确，可对于行为与结果发生有时间间隔的隔时犯，如何确定...

我国刑法第89条规定：“追诉期限从犯罪之日起计算；犯罪行为有连续或者继续状态的，从犯罪行为终了之日起计算。”对于过失犯，行为发生，结果也即出现的，其追诉期限起点相对明确，可对于行为与结果发生有时间间隔的隔时犯，如何确定“犯罪之日”，存在不同观点。

以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罪为例，我国刑法第137规定：“建设单位、设计单位、施工单位、工程监理单位违反国家规定，降低工程质量标准，造成重大安全事故的，对直接责任人员，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后果特别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如果行为人甲作为施工单位降低房屋本身的质量标准，15年（或更长时间）之后，发生了重大安全事故，对于甲是否要追究刑事责任？对此，主要有两种不同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应以结果为标准确定“犯罪之日”。因为，如果以行为为标准来认定过失犯的“犯罪之日”，会遇到难以解决的问题：过失犯罪成立以结果发生为条件，结果尚未发生，就谈不上犯罪之日。因此，以结果发生时间作为犯罪之日更为恰当。2003年11月13日《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规定，“玩忽职守行为造成的重大损失当时没有发生，而是玩忽职守行为之后一定时间发生的，应从危害结果发生之日起计算玩忽职守罪的追诉期限”，所以，本案对甲的追诉时效应当从结果发生时开始起算，甲应当受到刑事追究。

第二种观点认为：应以行为为标准确定“犯罪之日”，理由是：第一，“犯罪之日”的刑法规定，明确表示危害结果的发生并不是追诉时效的起算之时；第二，如果其追诉时效不是从行为发生之日，而是从结果出现时起计算，过失犯罪要经历比故意犯罪还要长的追诉时效期限，就显得既不公平，也不合理；第三，数十年后再对造成安全事故的耄耋老者追究刑事责任，似乎不符合人道主义要求。因此，应当以行为发生之日开始计算追诉时间。对甲的追诉时效应当从行为发生时开始起算，我国刑法规定的该罪对应的法定最高刑为五年，对于甲的追诉时效已过，不应再追究甲的刑事责任。

结果迟延出现的过失犯罪场合，确定追诉时效起点是以“结果发生之日”抑或“犯罪行为发生之日”为标准，焦点在于结果是否为犯罪构成要件的要素。笔者认为，凡是结果为体现违法**的犯罪构成要件要素的，结果发生时为犯罪之日；对于结果仅为客观处罚条件的，犯罪行为实施完毕为犯罪之日。理由如下：

首先，过失犯以构成要件的结果为标准确立追诉期限的起点，不会产生不公平的结果。对于作为构成要件的结果延迟发生的过失犯罪，以结果发生作为追诉时效期限的起点，会导致过失犯罪追诉时效起算的计算起点晚于危害**更大的故意犯罪，以至于过失犯罪的追诉期限可能长于故意犯罪，这似乎是不公平的。笔者认为，并非如此。过失犯罪以严重结果发生为犯罪成立之条件。隔时犯，行为人在实施过失行为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之后才出现相应危害后果。从作为义务角度来讲，过失行为人实施过失行为之后，就负有对过失行为可能造成的危害结果的避免义务。结果延迟发生的，行为人有充分时间履行义务避免危害结果发生，阻止犯罪。如果有机会阻止犯罪，而不作为，以结果发生时作为追诉时效期限起点，即便追诉期限长于故意犯罪，也无可非议，符合人道主义要求。

其次，对于以延迟发生的结果为客观处罚条件的，以犯罪行为实施完毕为追诉时效期限的起点，不会产生犯罪尚未成立，何来犯罪之日的困惑。客观处罚条件是不法和责任构成要件之外的决定刑罚启动的要件，具备不法和责任就意味着值得科处刑罚，当然成立犯罪，客观处罚条件可以作为司法者考量的需罚**事实。

（作者单位：西南大学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