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对华外交玩杂耍 对中国有什么影响？

中印关系（Sino-Indianrelations），现代意义上指位于东亚中华民国及其继任者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位于南亚印度共和国之间的关系，二国都是发展中国家、世界上最大的人口大国和相邻国家，其关系伴随着冲突与合...

 法律法规网综合消息 中印关系（Sino-Indianrelations），现代意义上指位于东亚中华民国及其继任者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位于南亚印度共和国之间的关系，二国都是发展中国家、世界上最大的人口大国和相邻国家，其关系伴随着冲突与合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印度成为第一个同中国建交的非社会主义国家。

据《印度斯坦时报》9日报道，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第22届全体大会将于11日在中国成都开幕。作为国际旅游界规格最高的会议，届时将有超过160个成员国国家旅游部长和500多位附属成员国的官方代表、民间组织、目的地政府首脑、非盈利组织及教育机构代表参加。然而，想要借此机会学习国际经验的印度喀拉拉邦旅游部长卡达卡普兰·苏雷德兰却难以成行，因为他的出访申请被印度外交部否决了。苏雷德兰称将致信总理莫迪，谴责外交部的这一决定。

苏雷德兰是参加此次大会的唯一一名印度地方部长，在6月的第一个星期就收到邀请函。他遵守外交准备，随即提交了申请。但8日，在距离大会开幕仅有3天的时候，印度外交部告诉他，没必要去邻国访问。印度外交部据悉研究了各种情况。“这似乎是一个政治决定。我没有被告知任何理由。”苏雷德兰说。

《印度时报》称，中央禁止喀拉拉邦部长赴中国访问，发生在印中结束洞朗对峙后不久。印度外交部的这项决定引起喀拉拉邦政府抗议。该邦首席部长维佳亚8日晚致信总理莫迪，希望外交部重估此项决定。“喀拉拉邦旅游业需要借鉴国际经验。不幸的是，国家代表团参加国际论坛的机会被拒。”

“外交部对这次重要事件的否决表明印度人民党政府的狭隘意识。”苏雷德兰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批评说。而有印度网民的观点更加极端。《印度时报》报道下置顶的评论称：“这是很好的决定。没有其他邦受到邀请，为什么只有共产党执政的邦受到邀请？这些人可能是去中国研究秘密议程，学会如何杀死国民志愿服务团的人。”

虽然仍对中国充满戒心，印度商务部长普拉布却呼吁更多的中国公司对印度进行投资。据《印度教徒报》9日报道，普拉布当天在马尼拉举行的东盟经济部长会议期间与中国商务部长钟山举行会谈时发出这一呼吁。报道称，上一财年，印度对中国的贸易逆差高达510亿美元，为了减少这一巨大的贸易逆差，印度政府寻求更多中国公司到包括以出口为主的印度经济特区进行投资。双方同意尽快举办一个双边的联合经济集团会议，并设立产品或部门具体联合工作组，推动出口及双边贸易。

中印关系：

中、印二国均为世界文明古国，两国人民之间的交往有几千年历史。

汉代及以前

印度和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几乎没有政治接触。但是，自1世纪起这两个国家就已经进行了广泛而密切的历史文化联系，特别是伴随着佛教从印度传播到中国的过程。丝绸之路上的贸易关系承担着两个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

在佛教传入之前中国和印度也有一定接触。在古印度文学中出现了一个被称为“Chinas”的民族，现在被认为就是在指中国人。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约公元前5世纪）中有着“China”的记录，这可能是在指秦国，也就是之后的秦朝。孔雀帝国的首相，曾在塔克西拉大学担任过教授的考底利耶（公元前350-283年）在他的作品《政事论》即用“cina”词头将中国丝绸称为“cinamsuka”（“cina”丝绸服装）和“cinapatta”（“cina”丝束）。

在《史记》中，张骞（?-113BC）和司马迁（145-90BC）使用了“身毒”来称呼印度河流域地区（在现在巴基斯坦的信德省）。这一词应是来源于梵文中的“Sindhu”。当云南在1世纪被汉朝吞并时，中国政府报告在那里存在一个“身毒”社区。[1] 

唐朝至近代

在公元一世纪佛教开始从印度向中国传输后，许多印度的学者和僧人都前往中国，如早在401年，西域高僧鸠摩罗什到达中国，并将梵文佛经《修多罗》译成中文；少林寺的创始人佛陀跋陀罗（约464-495年）和5世纪南印度高僧菩提达摩成为禅宗的创办人少林寺第一位禅师。同时许多中国学者和僧侣也前往印度，如中国高僧法显于402年，访问印度并居住10年，之后他将许多梵文佛经译成了中文，其《佛国记》成为中印友好交往史上一部极具历史价值著作；玄奘（602-664）和义净（635-713）。他们都曾在比哈尔邦的那烂陀寺学习。7世纪玄奘于戒日王时期访问印度，在他的作品《大唐西域记》中记录了他前往印度的旅程，这后来启发了明朝小说家吴承恩创作了他的代表作，被誉为中国四大名著之一的《西游记》。

唐王朝和戒日

在公元7世纪，唐朝获得了中国的丝绸之路和中亚的大部分控制权。王玄策作为一个外交代表团的代表被派遣到了印度北部，卷入了戒日王（590-647）死亡后的内战之中。在使团的30名成员被篡位者杀害后，王玄策逃跑，并在盟国尼泊尔和吐蕃的部队陪同下返回。在他的军队帮助下，王玄策包围并占领了首都，而他的副手蒋师仁抓住了篡位者并把他作为囚犯押送回唐朝（599-649）首都长安。

在8世纪，由印度天文学家和数学家阿耶波多（476-550）所编撰的天文正弦表，在唐朝被翻译进公元718年编辑的天文学和数学书籍《开元占经》。《开元占经》由瞿昙悉达，一个祖上居于印度，在长安出生的天文学家和占星家编撰。他还因为将九曜概念翻译入中国历法而闻名。

明朝

郑贺安置在卡利卡特的石碑（现代复制）

在印度喀拉拉邦柯枝市的传统“中国渔网”。

从1405年到1433年，明朝政府赞助了中国舰队一系列的七次远征。永乐皇帝计划用他们来树立中国的形象，加强帝国对贸易的控制，并给印度洋周边的外国人留下深刻印象。他还可能要延续传统上中国接纳外国人的朝贡制度。

郑和被任命率领一个庞大的舰队探索这些地区。他规模最大的航程包括了超过317艘船和28000人，他最大的宝船超过126.73米长。航行期间，他访问了许多印度王国和港口。在头三次航行中，郑和访问了东南亚、印度和锡兰。第四次远征去了波斯湾和阿拉伯，后来的探险则前往东非海岸，最远到达了马林迪，在现在的肯尼亚。纵观他的旅行，郑和大方地向所在国家的国王赠送丝绸、瓷器及其他他从中国带来的货物；作为回报，他收到了昂贵且不同寻常的礼物，包括来自非洲的斑马和长颈鹿——这些动物在明帝国的皇室动物园里结束了它们剩下的日子。郑和和他的团队对当地的神祇和习俗表示了充分的尊重，并在锡兰竖立起了一座纪念碑（加勒三语铭文），来纪念释迦牟尼佛，安拉，和毗湿奴。

森巴战争

在18至19世纪，印度旁遮普地区的锡克教邦联开始向它邻近的土地扩张，它在1834年使拉达克成为了查谟邦的附属国。在1841年，锡克教徒入侵西藏，并占领了部分西藏西部地区。中国军队在1841年12月击败了锡克教徒的部队，并迫使它们从西藏撤出军队而进入拉达克围困列城，在那里中国军队转而被锡克军所打败。此时，双方都不希望将冲突延续，因为锡克教徒卷入了之后引发了第一次英国锡克战争的和英国的冲突，而中国则正在和英属东印度公司进行鸦片战争。中国人和锡克教徒在1842年9月签署了条约，规定在对方国家的边界不得有越轨或干扰的行为。[2] 

20世纪

在近现代如抗日战争时期，印度给予中国很多支持，1938年印度国会派遣医疗队支援中国“抗战”，其中的队员柯棣华大夫病逝于中国；“抗战”时期战略物资运输线——滇缅公路被日军切断以后，随后开辟的“驼峰航线”其始发地就在印度的阿萨姆邦。1942年，中国远征军在缅甸对日作战中战事失利，孙立人部退入印度成为中国驻印军，在重新组装、训练后成为经由缅甸反攻回国的前锋部队。

1947年印度独立，1949年底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北京建立，1950年印度即承认北京政权为中国政府，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同为泛社会主义阵营及新近建政的亚洲大国，中国和印度经历了一段蜜月期，印度总理尼赫鲁推广了泰戈尔提出的“中印是亲兄弟”口号（“Hindi-Chini bhai-bhai”）。

但在20世纪50年代末，中印之间的矛盾加剧，具体最剧烈的体现在了喜马拉雅山脉东段中印边界的纠纷，在1962年酿成战争。此纠纷的缘由来自20世纪初英属印度时期。民国初期及其以前，中印早已形成了传统习惯线。东段大体上沿喜马拉雅山南麓与布拉马普特拉河北岸平原交界线而行，中段大体沿喜马拉雅山分水岭走向。1914年3月24日英属印度当局与西藏地方当局划定的“麦克马洪线”将面积达9万多平方公里的藏南地区划归英属印度，但从未获历届中国政府的承认，中国历届政府也拒绝这一条约；至1937年，印度官方地图尽管以“麦克马洪线”显示其“边界”，但注明“边界未经标定”。印度独立之前和独立之初，中印边境按传统习惯线控制的格局从来没有打破，之后印度将东段实际控制范围从传统习惯线逐步向北推进到“麦克马洪线”附近。1950年代，印度趁中国国内问题大举北进，于1959年在东段抵达其单方主张的“麦克马洪线”，在西段不断越过传统习惯线并建立侵占据点；至1959年后，印度越过实际控制线继续向前推进并在西段建立据点43处。1951年，印军占领达旺并强迫西藏地方政府撤出，而达旺就是第六世DL仓央嘉措出生地。到1953年印度全部控制藏南9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后并建立行政区。1954年印度在侵占区设立“东北边境特区”，1982年升为中央直辖区，1987年成立“阿鲁纳恰尔邦”。此外，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派系、领导权争夺也加剧了中印之间的矛盾。1959年DL出走印度，更使中印关系进一步恶化。

两国政府为寻求解决而过边境地区领土争端，早在1960年4月，当时的周恩来总理曾赴新德里与印度总理尼赫鲁会谈，谋求和平解决争端的办法最终未果，导致引发1962年的中印边境战争。中印边境分界之争演变为“三线”之争，1987年两国在边境发生一次边境冲突并差点导致两国再次开战。以来中印之间围绕边界问题进行了10轮政府级谈判，对缓和边境的武装对峙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战争之后，中印外交关系发生较大转变，在冷战期间，印度一直坚定地站在苏联阵营，与中苏分裂之后的中国对立，而中国则与其宿敌巴基斯坦关系密切，并在冷战后期与美国合作站在苏联及其盟友的对立面。虽然冷战结束之后两国关系回复友好，至今印度军方内部仍将中国视作最大假想敌。

21世纪

2000年印度总统纳拉亚南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志中印两国外交关系的逐步升温。

2002年中国总理朱镕基回访印度，主要谈论经济话题。

2003年6月印度总理瓦杰帕伊在对中国进行里程碑式的访问，其后中印关系得到显著提升。中国正式承认印度对锡金的主权，同时两国开始着手解决边界争端。

2004年，两国还计划开放锡金的乃堆拉山口和Jelepla通道，这对双方都有好处。2004是中印双边贸易的一个里程碑，双方贸易额首次突破100亿美元。

2005年4月，中国总理温家宝访问班加罗尔以推动中印两国在高新技术领域的合作。在演讲中，温指出“合作就像两座宝塔，一个硬件和一个软件。中印合作起来，我们就能在世界上占据领导地位。”温家宝表示21世纪将是“IT产业的亚洲世纪”。在这次高层访问期间，还签订了几项协议以加深两国间的政治、文化和经济关系。关于印度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这件事，温家宝起初似乎支持，但是在回国后又回到中立的位置。

2005年，南亚地区合作协会（SAARC）首脑会议中，中国被授予观察员地位。当该地区的其他国家已经把中国视为SAARC的永久成员时，印度似乎不太情愿。中印关系发展的一个重要**还基于他们的工业扩张对能源的要求，以及他们都愿意在国外（非洲、中东以及中亚）油田进行投资以抢先保证资源。另一方面，这些投资必然面临竞争（最近多个国际项目的石油竞标已经证明了这点）。但在另一方面，一定程度的合作也是显而易见的，因为他们在全球石油市场上都越来越面临更强大的竞争者。这种合作在印度油气部长艾亚尔2006年1月12日对北京的访问时已经形成，艾亚尔签订了一份合约，计划由印度石油天然气公司（OVL）和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CNPC）在有前景的项目上进行合作竞标。这可能对双方的国际关系有着重大影响。

2006年7月6日，中印重新开放乃堆拉山口，这是古代贸易路线丝绸之路的一部分，也是越过喜马拉雅山脉的一个通道。两国官员表示边界贸易的重新开放将帮助缓和该地区的经济孤立。

2007年5月，中国拒绝了一名来自阿鲁纳恰尔邦的印度行政官员的签证申请。

2008年1月，印度总理曼莫汉·辛格访问中国，会见胡锦涛主席和温家宝总理，并讨论了贸易、商业、国防、军事等双边议题。2008年7月，在第34届日本G8峰会上，胡锦涛和辛格友好会见。2008年汶川大地震后，印度向地震受害者提供了帮助。2008年是中印双边贸易的一个里程碑，贸易额超过了370亿美元。中印贸易额在2012年达到700亿美元。

2009年中国海军和印度海军在索马里海域一同执行一项反海盗任务。

2017年6月18日，印度入侵中国，两国关系开始恶化，中印关系或陷20年最低谷[3] 

并且印度不断开始向边境增兵：4万印军集结中印边境 最近距中国仅500米[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