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废止童科考试的原因是：“人材贵乎善养，不贵速成” 推荐

来源：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李弘祺教授在过去的三十多年间专研中国教育史，他的《学以为己：传统中国的教育》一书从多学科角度考察了学校的设立，考试选才的体制，大众教育、家庭教育的开展等等，本文摘自书中的《童年与童科考试》...

来源：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李弘祺教授在过去的三十多年间专研中国教育史，他的《学以为己：传统中国的教育》一书从多学科角度考察了学校的设立，考试选才的体制，大众教育、家庭教育的开展等等，本文摘自书中的《童年与童科考试》一节，论述了何以说宋代是中国历史上真正

“

发现童年

”

的时期，而其中最有意味的一点是，宋代废止了自汉代开始整整持续了

10个世纪的童子科考试，建议废止这一制度的奏疏里说：“

人材贵乎善养，不贵速成，请罢童子科，息奔竞，以保幼稚良心。

”

这对于今天受困于教育焦虑症，急于驱策、难息奔竞之心的我们或许不无参考价值。以下内容由澎湃新闻经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授权发布。

在中国，童年更多的被理解为道德人格建构的时期，而不是身心成长的阶段。我先前已经指出，东汉期间中国人开始讨论人的质量或天赋。他们对人类质量或甚至人*的分析，形成了一种对于人类能力的静态理解。他们认为人天生就具备终生不变的人格或能力。这项假设对中国人的教育观及童年观影响极为深远。中国社会虽然经常被视为具有权威或顺服的特质，中国的教育理想及教学法却强调天赋的差异以及因材施教的观念。至少这是孔子阐述的教学方式。

对人格与个人天赋的静态理解，导致中国人认为天赋与能力不会有真正的发展。唯有在道德成长方面，才可能出现真正的变化。当然，要把人的天赋或能力与道德品行区分开来并不容易。不过，汉代的人一旦提到

“

童年

”

，指的很可能就是道德方面的

“

幼稚

”

时期。

童年是人类成长过程中的一个阶段，这样的概念并不难想象。唯有在社会决定对童年采取另类的观点之时，才能称为

“

发现童年

”

。

把童年视为生理阶段的看法，可以追溯到非常早期的年代，也许上达汉代。有些人可能会说，汉代出现了许多和儿童教育有关的新观念，因此汉代发现了道德或教育上的

“

童年

”

，而

“

中国名人的童年不一定就是耀眼的童年

”

。同样的说法也适用于魏晋南北朝，当时童年受到教育实践中的威权所拘束，以致儿童没有机会成长为自由的人。

不过，道德教育及生理发展这两种意义的童年，却是在宋代才真正被发现。首先检视生理面向。儿童疾病治疗方式的讨论在极早以前就已经相当普及，但专门论述

“

儿科

”

的系统*著作却要到

10世纪才开始出现。《宋史·艺文志》收录的509部医学著作当中，至少有29部都直接探讨当今视为小儿科的疾病。此外，宋代也是“

儿童画

”

这种画作类型兴起的时代，那是因为苏汉臣与李嵩等

画家

的作品很出名。

宋代的儿童画《五瑞图》（局部）

就知识与道德方面的关怀而言，宋代也出现了重大的突破。首先，童子科的考试终于在宋代取消。政府为了选拔儿童任官或赐予奖赏而举办考试，可以追溯到汉代。

12到17岁之间的少年，只要具备出*的能力，即可担任官职。当时也的确有儿童（年纪通常为12岁）被选为“

神童

”

而任官的例子。唐代政府正式设立

“

童科

”

选拔

10岁以下的男童，参加考试的男童必须学过《论语》、《孝经》以及一部儒家经典。由于唐代考试的*质，参与考试的男童通常也善于作文。杨炯（生于650年）就是个例子。他参与童科考试而进入官场，后来成为“

初唐四杰

”

中的一位大诗人。这种选拔制度持续了整个

10世纪，直到宋代。不过，童科考试的规范虽然愈来愈详尽，这项考试的吸引力却日益下降。到了道学思想家最敬重的两位皇帝——

仁宗（

1032—1063在位）与理宗（1225—1264在位）——

统治期间，这项考试都未曾举行。

诚如窦仪（

914—966）在955年（宋朝立国前夕）指出的，童试导致“

抑嬉戏之心，教念诵之语

……仆跌而痛楚多及”

。于是，宋代的制度出现了不少重大变革，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把年龄下限提高到

15岁。随着童科考试内容与一般科举考试内容愈来愈相近，童科也就愈来愈缺乏存在的正当*。最后，在1266年（度宗在位期间）这项制度即告废止。后来尽管偶尔还是有杰出的少年被任命为官，但在宋代之后100年左右，这个科目就已完全消失，再也不曾恢复考试。在建议废止这制度的奏疏里，简明提出了应予废止的原因：“

人材贵乎善养，不贵速成，请罢童子科，息奔竞（案：指拉关系、行贿、走后门），以保幼稚良心。

”

从这道奏疏使用的

“

良心

”

两字，明显可以看出道学的影响。宋代道学家也许不认同窦仪或政府的观点，对幼童的教育及人心原本状况的研究却非常关注。这种追求人类善*来源的努力，促使他们撰写基础教材。其中最著名也最重要的，就是朱熹的《小学》。思想大师初而透彻观察，进而讨论儿童的内心状态，这在中国传统知识中极为少见。许多人也支持特别为救济儿童而从事的活动：宋代建立了史上第一座公立孤儿院（举子仓或慈幼局），慈幼局更在理宗淳佑九年（

1249）之后制度化，成为政府应负的责任。

因此，从儿童生理成长以及照护与养育这两种观点来看，可知宋代确实是发现了

“

童年

”

的时代。

《学以为己：传统中国的教育》，李弘祺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