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跋探索校勘学的奥秘 推荐

上海博物馆书画部凌利中新著《王原祁题画手稿笺释》（上海古籍出版社）梳理、笺释了新发现的上博珍藏王原祁的亲笔题画手稿。文人画家留在画作上的题跋包含与美术史和文化史研究相关的大量信息，正引起学者们越来越多的关注...

上海博物馆书画部凌利中新著《王原祁题画手稿笺释》（上海古籍出版社）梳理、笺释了新发现的上博珍藏王原祁的亲笔题画手稿。文人

画家

留在画作上的题跋包含与美术史和文化史研究相关的大量信息，正引起学者们越来越多的关注。古代画家的题画底稿大多不存，因此，最近重新发现的王原祁题画手稿弥足珍贵。它们不仅是研究王原祁绘画理论和创作过程的重要史料，也为麓台题画稿的传世刻本提供了校勘的可能*。

文人画家留在画作上的题跋包含与美术史和文化史研究相关的大量信息，正引起学者们越来越多的关注。古代画家的题画底稿大多不存，因此，最近重新发现的王原祁题画手稿弥足珍贵。它们不仅是研究王原祁绘画理论和创作过程的重要史料，也为麓台题画稿的传世刻本提供了校勘的可能*。由于使用稿本校勘的情形颇为复杂，笔者藉凌利中先生的《王原祁题画手稿笺释》付梓之际，罗列几种稿本校勘的实例并作讨论，或可为使用稿本校勘提供一些参考，并期抛砖引玉之效。

1931年陈垣先生在校勘清末沈氏刊刻之《元典章》后写了《校勘学释例》并提出“校法四例”，即对校法、本校法、他校法和理校法。迄今为止它们仍是古籍校勘的圭臬。我们知道，由于时间久远和历史上的认知问题，明代中期以前的稿本传至今天的可谓罕若星凤，在校勘诸如《元典章》这样的古籍时，能够有元代的刻本或抄本作为对校本已十分难得，故《校勘学释例》中并未论及如何利用稿本进行校勘。明中期之后稿本逐渐受到学者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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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重视，清代稿本的存世量更是远超前朝。因此，在校勘明清人的著作时，稿本的使用成为必须考虑的选项。然则稿本的生成和传世情况十分复杂，分类方法亦见仁见智。若以稿本生成的时间顺序来划分，可以分为初稿、修改稿和定稿三种（陈先行《稿本简述》），而诸如手稿和誊清稿等可以根据其属*归入上面三种划分之中。由于稿本生成的复杂*，同一部书可能有不同*质的稿本存世。从理论上讲，刊刻时用的底本应该是定稿，但现实中往往并非如此。一方面刊刻所用底本未必就是定稿，可以是初稿或修改稿，另一方面，作者也可能在试印本（校样）上再做修改，这样初印本就成为最接近作者希望让读者看到的文本。所以校勘学存在着两派观点，一派认定刊印用的底稿本是权威文本（底稿派），另一派则认为初印本是权威文本（初印派）。二家各具其理，使用哪种方法，要看个案而定。下文中我们仅就使用稿本校勘时遇到的问题举例分析，并企图通过这些例子帮助：校勘的目的或许不仅是最大程度上恢复作者希望读者看到的文本面貌，有时是要最大程度上恢复作者写作的本意。在此使用“写作”而非“著述”，是因为并不是所有涉及校勘的文本都是著述文本，例如，私人信札通常不属于著述类的写作，但也常被刊刻，因此也会涉及校勘的问题。试举几种实例如下：

一、作者修改稿本作为刊刻底本。钱谦益的《大佛顶首楞严经蒙抄》一书有顺治年间的初刻本和其手稿本同时存世。比对二者，发现它们的行格数、文字格式、版框尺寸、使用的特殊符号等全部相同。手稿为小楷书写，纸张也是雕版经常使用的红格纸。虽然这不是上版时用的写样本，但可以断定是初刻本之底本无疑。稿本中存有作者大量的修订删改，所以它是一个修改本同时也是手稿本。但对校勘者来说，它最重要的价值在于是刊刻底本，因此可以用于校勘包括初刻本在内的所有刻本和抄本。勘对之下，发现二者之间存在多处差异，现举二处：《第十卷之一》第十二叶，刻本作“皆属想心”，稿本作“皆属思心”；《第十卷之二》第二十七叶，刻本以“为最后问”结束，而稿本中后面还有一整段注解共六行小字，仅其中的第二行被墨笔划掉。推测出现差异的原因，第一处差异可能是刊刻时的误读导致：稿本中“思”字被涂改过，刻版时未经仔细辨认，被误作“想”。第二处差异的情况比较复杂，一种可能是漏刻，原因大约是六行小字为一整段，中有一行被作者勾去，刊刻时被误认为作者将整段均勾去，故而未刻。另一种可能是牧翁本人在校样上做了最后修改，将整段删去。此时需要应用“校法四例”中的本校法和理校法，对比前后文意来确定文本并出校记。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到，即使是初刻本，在与稿本雠校时，仍然可以发现问题并使之完善。我们强调，这里讨论的稿本是用于刊刻的底稿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