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战犯笔供：逼父亲强*女儿用中国人脑配药 全**强* [热事件]

日战犯笔供：逼父亲强*女儿，用中国人脑配药，手段残忍之极，这一系列恶劣行为引发很多网友不满，随后笔供父亲强*女儿记录曝光。日战犯笔供：逼父亲强*女儿，用中国人脑配药，竟然逼男子强*自己的女儿，简直丧心疯狂，日本人的手段太...

日战犯笔供：逼父亲强*女儿，用中国人脑配药，手段残忍之极，这一系列恶劣行为引发很多网友不满，随后笔供父亲强*女儿记录曝光。日战犯笔供：逼父亲强*女儿，用中国人脑配药，竟然逼男子强*自己的女儿，简直丧心疯狂，日本人的手段太残忍了。

这是当时一名战犯池田丰的亲笔供词。在侵华期间，他明知两名中国人是父女关系，还逼迫父亲去强*女儿。这样的罪行，已经是反人类了，18日，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会议室内，中华书局文化遗产分社副主编许旭虹打开了《中央档案馆藏日本侵华战犯笔供选编》第二辑中的一册，指着其中一页对中新网记者说。她的声音微微颤抖，几乎说不下去。

据悉，《中央档案馆藏日本侵华战犯笔供选编》分一、二两辑，全书120册，共收录战犯842人的笔供，涉及笔供档案近63000页，绝大部分档案属首次公布。这些笔供，也记录了日军侵华期间犯下的种种罪行——用许旭虹的话来说，是“令人发指”。

《中央档案馆藏日本侵华战犯笔供选编》的成书、出版，是一项浩大的工程，前后历时约三年时间。许旭虹说，在2014年12月，他们接到了编辑出版《中央档案馆藏日本侵华战犯笔供选编》的任务，“包括我在内，我们项目组一共有四位责任编辑，两位策划编辑，很快投入工作中”。

日本侵华战犯笔供选编过程

在此之前，中央档案馆已经做了很多前期工作。许旭虹介绍，作者方中央档案馆已经做了非常详尽的编辑整理工作，先让书有一个基本体例，“然后我们跟作者方就体例进行反复讨论，优化并最终确定体例，再进行编辑、加工、校对，最后成书”。

“收到稿件，需将纸样与电子原稿核对。对稿件进行编辑加工，将待商讨的问题与作者方中央档案馆沟通。双方都有专人负责稿件的交接事务。每一步都要谨慎、有序地处理，必须保证书稿的高质量出版。”该书另一位责任编辑刘楠回忆道。

本书责编李晓燕透露，一开始大家觉得是影印稿，中文提要和英文提要也都不过几百字，难度不会太大，但接触后才发现想得太简单，“我们都要把问题汇总后反复与中央档案馆核实、确认。整个编辑过程应了一句老话‘事非经过不知难’”。

而说起工作感受，上述三位受访责编不约而同提到一个词：痛苦。这个“痛苦”，指的是日复一日看到那些日本侵华战犯供词时的感觉。许旭虹说，那简直是精神煎熬，“看到那些战犯亲笔供述的罪行，内心非常压抑，非常抗拒看这样的文字”。

许旭虹说，在《中央档案馆藏日本侵华战犯笔供选编》中，每一份笔供前先是中文提要，然后是英文提要，笔供包含中文译文以及战犯日文原文笔供。有个别战犯不识字，笔供请人代笔，这种情况不光代笔人要签名，该名战犯也要签名或摁指纹。就是这842篇笔供中，记录了侵华日军的滔天罪行。

比如，本书第二辑收录了战犯池田丰1954年7月21的笔供。他生于1919年，1940年参加侵华战争，1945年被俘。令许旭虹印象深刻的，是该名战犯供述他曾在明知两个中国人是父女的情况下，迫使父亲强*女儿，故意羞辱中国人。

日本侵华战犯

杀人、放火、抢劫……日本侵华战犯可谓无恶不作。李晓燕向记者展示了《中央档案馆藏日本侵华战犯笔供选编》中一篇战犯供词的中文提要，“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名叫大野泰治的战犯的供词：居然将所杀的中国人人头烧焦，还用脑浆配药服用”。

在这篇中文提要中，记者看到部分内容大致如下：大野泰治1954年11月笔供。重要罪行有：1935年8月，从以横道河子为中心的附近地区逮捕来许多中国人民，其中约20名禁拘于横道河子警察署，“……其中2名加上抗日思想浓厚的理由，由石田斩杀了，将头烧焦，说用脑浆配药送来哈尔滨，我吃掉了其中的一个”。

“书里第95册有一篇战犯北岛吉人的笔供：1933年6月左右，将当地有抗日武装部队活动的情报‘用电话告知刘家河子守备队’。翌日，该守备队进攻，‘带回中国人头1个，挂在刘家河站前吊灯台上曝首示众，1周后拿下’，送给站长(日本人)，‘该人用洋油桶煮之，提取骨骸，放于床间装饰’。”刘楠说，该战犯同时供出了其侵略者同伙所犯的罪行，这种种令人毛骨悚然的恐怖行径的记述，是日本侵略者对中国人民所犯滔天罪行不容撼动的铁证。

虐杀中国小孩、奴役中国人……除了上述事例，《中央档案馆藏日本侵华战犯笔供选编》记录的侵华日本战犯在中国所犯的罪行还有很多。许旭虹说，在编辑过程中，每当看到这些笔供都非常难受，“如果有机会，每个人都应该看看这套具有珍贵史料价值的书，看看我们的同胞当年经历了怎样的苦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