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协委员王贵国：大数据时代 执行难无处遁形

2016年3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在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郑重宣布：“向执行难全面宣战，用两到三年时间，基本解决执行难问题。”彼时，首席*官做出如此千钧承诺，底气何在？以必胜的决心向多年顽疾“开刀...

2016年3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在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郑重宣布：“向执行难全面宣战，用两到三年时间，基本解决执行难问题。”

彼时，首席**官做出如此千钧承诺，底气何在？以必胜的决心向多年顽疾“开刀”，有何“秘笈”？

“用信息化手段创新执行模式是破解执行难的必由之路。”3月10日，又逢全国两会召开，全国政协委员、香港“一带一路”国际研究院院长王贵国如是说。

距离周强院长公开向执行难宣战之日，时间已过去了360多个日日夜夜。全国法院夙夜在公，只争朝夕，在执行信息化建设之路上谋划创新、快速出击，各地法院阶段*捷报频传，为坚决打赢基本解决执行难这场硬仗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大数据带来执行模式大变革

记者：执行难是社会痼疾，是什么原因让您开始关注人民法院攻克执行难的工作？

王贵国：生效判决得不到执行，正义就无法伸张，因而全社会都在关心执行难问题。五年前我第一次参加全国政协会议，有了更多关注与讨论的平台。之前我担任香港城市大学法律学院院长时，与最高人民法院在人才培养、法官培训项目方面多有合作，有更多机会关注执行难问题。去年，周强院长向执行难公开宣战，体现了最高法院领导的高度重视，也让公众有了更多期待。

记者：“用信息化手段创新执行模式是破解执行难的必由之路”，对这句话您如何诠释？

王贵国：将高科技、新技术运用到执行工作中去，是个很了不起的创新，这在全世界都是独一无二的创举，真正引领了国际化水平，它的高效便捷可视化，甚至可以用“震撼”两个字来形容。我参观过最高法院执行指挥中心，高效快捷的网络查控系统、失信者联合惩戒体系等，都是有效解决执行难的“利器”。破解执行难离不开信息化的助力，这是大数据时代的明智之举，也是必然选择。

高科技减少当事人对抗

记者：为完成基本解决执行难的目标，全国法院在执行攻坚克难上有许多新探索、新思路，哪一点令您印象最为深刻？

王贵国：我想谈一下异地委托执行。最高法院专门开发了系统，委托法院通过系统反馈办理情况，所有委托的节点全程能留痕，这是过去没法想象的。过去，执行人员一年得有半年在外面跑，全是干这类工作，现在通过网络平台，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此外，大数据的利用促进了生效判决的执行，从而减少了当事方对抗的机会、缩短了持续对抗的时间，符合中国传统“和为贵”的文化。因此，或可说大数据有效弘扬了中国传统文化。

记者：您认为执行信息化建设还有什么亟待完善的地方？

王贵国：基本解决执行难，对于实现“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的目标，是不可或缺的关键一环。大数据在执行领域的成功运用，也可以推广到其他司法工作环节，比如加大对每一个具体法条的解释，把法条阐明与判决运用联系起来，使法条更加简便易用。将来时机成熟时，也可以把国外一些法律和案例的介绍纳入到大数据中来，促进国与国之间的了解，有效化解国际争端。

法院的大数据，包括利用大数据解决执行问题，提高了中国的法律和司法现状的透明度，有利于其他国家了解中国，有利于“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

信息时代开拓执行新前景

记者：您能介绍下香港“一带一路”国际研究院在开展日常工作中是如何运用大数据的？

王贵国：客观地说，我们这方面仍然处于努力建设阶段。去年我们国际研究院出版了“一带一路”争端解决机制蓝皮书，来自30个国家的50位专家作为发起人，推出了一套反映“一带一路”沿线国文化、传统和法律的争端解决规则。我们还出版了“一带一路”沿线国法律精要，有33个国家的专家提交了书稿，以讲故事的方式讲述其本国的法律。这套书的目的是通过介绍各国法律，保障“一带一路”战略的顺利实施。

记者：您对两三年基本解决执行难目标有何期待？

王贵国：我看到了法院在攻克执行难方面体现的超凡勇气和取得的巨大进步， 对大数据运用背景下的执行工作前景，很有信心，也充满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