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在大雅宝的岁月：跋山涉水找寻民族气质 [哈哈镜]

1954年，父亲投入了新的创作。他跟随史良和栗再温带队的全国人民慰问解放军代表团到达康藏，慰问那些在艰险的山群之间开凿公路的工兵们。他在给我爷爷奶奶和母亲的信中描述了一路上的奇景：在“世界屋脊”上修筑的康...

1954年，父亲投入了新的创作。他跟随史良和栗再温带队的全国人民慰问解放军代表团到达康藏，慰问那些在艰险的山群之间开凿公路的工兵们。他在给我爷爷奶奶和母亲的信中描述了一路上的奇景：在“世界屋脊”上修筑的康藏公路，它翻过十座终年积雪、海拔在四千公尺以上的横断大山，跨过流速每秒达七八公尺的金沙江、澜沧江和怒江等急流，穿过许多绵密的原始森林，经过草原，流沙和地震区域，一直伸展到亚热带地区的雅鲁藏布江流域，引向西藏的拉萨。

作者董一沙

董沙雷为爸爸的《抗美援朝》一画当模特（董希文摄）

看见那些战士每个人身背几十斤重的东西，从四川进军，徒步翻山来到康藏，在这些公路上一立方、一立方的挖着冻土，在峭壁上用绳子悬挂着身体，一锤一锤地打开炮眼……字里行间，透出他对这些冒死修路的普通战士们由衷的钦佩，及此次康藏公路之行的激动之情：这些修筑在高山野岭间的公路正带给藏族人民实际的好处。

在父亲出发去康藏公路的当月，我正好出生，两个儿子之后又添了女儿，这无疑给他和家里带来了新的喜悦和温情。父亲回到北京后，很快开始了《春到西藏》这幅表现康藏公路通车的大创作。画面出人意料，大片的桃花杏花开放，几个藏族妇女安详的看向远方，充满了爱意与温存。这是大自然的春天，西藏的春天，也是他自己的春天。《春到西藏》与我同年同岁，我觉得在这幅画中一定有我和母亲的影子在。

次年，父亲又跟随八一电影制片厂沿红军长征路线进行写生，在半年的时间里翻雪山，过草地，途径娄山关、二郎山、泸定桥、毛儿盖、松潘、班佑湖、白龙江、腊子口等几十处地方，背着几十斤重的画具，在缺氧和高频率行军的情况下，抢时间画出了二百多幅写生。

在《毛儿盖盛会》、《班佑河畔》、《中央红军渡口》、《藏女阿管》、《毛儿盖黑水姑娘》等这些画里，充满了勃勃的生机，的确有着他一贯追求的“远看惊心动魄，近看奥妙无穷”的境界。这批画作带回北京后，立刻在美术界引起轰动，很多人一次次前来观看。在中央美院走廊展览时，有个尼泊尔留学生甚至因过于喜爱而悄悄地取走了那幅戴着红绿项珠、身穿白袖长袍的《刷经寺藏女》像。二十几年后，当中国经历了“文革”的动荡，父亲已不在人世，这个学生却又主动地把曾经带出国的这幅画送了回来。他说，“我喜爱这幅画，更喜爱画它的人”。父亲在这次长征路线旅行中因经历了恶劣的卫生环境，加上吃了生肉，导致吐泻大量的蛲虫，回京后经过几次医救才算度过险关。从这以后，他原有的胃病就更加重了。

长征路线写生回来的第二年，父亲创作了油画《红军过草地》。这时他有了位于大雅宝宿舍后门洞里一间带天窗的画室。父亲每天早晨握着一把洗好的画笔从前院穿过小院、中院，走到画室，关上一整天，我们只是在吃饭的时间，才去轻轻敲他的门。

同样是巨大的幅面，这次父亲将要表现的是在极其艰苦卓绝的战争中，红军战士具有的坚韧和顽强精神的故事。这次他并没有很快动笔，而是在画框上边贴上了几纸颜*，几天之后其中几块不见了，只剩下了普蓝和黑两块颜*，旁边还有一块小小的橘黄。父亲如释重负地说：“我找到了这幅画的*彩表情，用普蓝为基调，黑*勾线再点出橘黄来象征光明胜利的篝火。”这幅画要表现的是红军战士**上的痛苦和精神上的崇高坚强、最苦难的物质生活和最大的乐观主义精神的对比。画画完后，父亲认为比《开国大典》在艺术表现上有了更大的突破。可是拿去参加全军美展后，立刻被当时的有关领导批评为画面阴暗，表现了悲观，从而给予了否定。此后的几十年间，这幅画一直被封存并一段时间里被丢进了废品库中。父亲的艰苦付出和一腔热情受到很大打击，他也明显意识到对表现形式的尝试是极为有限的。尽管如此，在同年美术界人士与墨西哥壁画家西盖罗斯的座谈会上，父亲还是开诚布公地表示了自己的观点：“研究形式问题，不是形式主义。”

接下来的1957年，父亲在《美术》杂志上接连发表了《拿出自己的看法、想法和做法来吧！》等文章，批评那种对作品要求的清规戒律。他大胆地指出：“在表现形式上，我们必须勇敢地放开笔来，去突破一些似乎是已经规定了的格式。”他在《从中国绘画的表现方法谈到油画中国风》一文中说：“我们的各种艺术都应该具有自己的民族风格，对于任何风格和形式的追求，不能一律看成是形式主义。”并再次重申：“中国画家应该有中国画家自己的气质，自己对于生活的想法，看法和表现法。”表明了自己的勇气和决心。（节选自董一沙《父亲在大雅宝的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