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秋节老北京的“斗虫会” [哈哈镜]

2016年9月14日讯，中秋佳节到了，喜欢“斗蛐”的一些老北京人又要齐聚一堂，举办蟋蟀友谊赛，这叫做“老北京一乐，中秋斗草虫”。说起北京人斗蛐蛐儿，历史可就长了，可以追溯到明代。直到今天，斗蛐蛐儿仍然是老北京...

2016年9月14日讯，中秋佳节到了，喜欢“斗蛐”的一些老北京人又要齐聚一堂，举办蟋蟀友谊赛，这叫做“老北京一乐，中秋斗草虫”。说起北京人斗蛐蛐儿，历史可就长了，可以追溯到明代。直到今天，斗蛐蛐儿仍然是老北京人的一种民俗文化，吸引了不少人参与。

图片素材来源于齐白石作品《豆荚蟋蟀图》

花鸟鱼虫中，“虫”的种类很多，有蝈蝈、金钟儿、油葫芦、唧鸟、伏天儿等等，其中最吸引人的还是蟋蟀。蟋蟀的名称很多，北京人习惯上称蛐蛐儿。

以前，北京盛产蟋蟀，出了四九城就有。志书里记载着，北京永定门外5里有个胡家村，那里产的蟋蟀特别好。虽然胡同里也经常有人卖蛐蛐儿，但北京人大多数不买，而是自己去逮。逮蛐蛐儿也是一乐，带上钎子罩子等工具，一走就是一天，在草丛中、砖瓦堆、庄稼地里，循着蛐蛐儿的叫声，轻手轻脚地走去，看准洞口，然后再逮，或探或挖或灌水。远远望去，看着那认真的样子，知道的是在逮蛐蛐儿，不知道的还以为在找啥宝贝。

几百年前，明朝的北京人逮蛐蛐儿用的工具有“提竹筒、铜丝罩”。捕捉时“迹声所缕发而穴斯得。乃掭以尖草，不出，灌以筒水”。挑选时则是“捕得，*辨、形辨之，辨审，养之”。最后再看看斗得怎样，“试而才，然后以斗”。据老北京人说，以前在前门城根一带就有专门斗蟋蟀的地方。

但是，斗蟋蟀并非始自明朝。据记载，唐代家庭已开始饲养蟋蟀。北宋末年顾逢在《负曝杂录》中提到：“斗虱战始于天宝间。长安富人镂象牙为笼而蓄之，以万金之资付之一啄。”同时也记述了蟋蟀的体*、名*、养法、治法及产、捕、辨、才、斗等。

《宋史》中也记载，宰相贾似道常与他的臣妾蹲跪在地上斗蟋蟀以娱嘉宾。贾似道甚至规定，凡是在斗蟋蟀时，任何人不许打扰，因为这是“军国重事”。他专门编写了《促织经》，成为写蟋蟀的专着，以至于沉迷于此而误了国事。明代已经有蟋蟀盆，斗蟋蟀活动自然应该出现在此时或更早。由北宋入南宋的遗民苏汉臣有一幅《百子图》，画到了蟋蟀，说明斗蟋蟀在北宋已经出现，且发展得十分成熟。当然，他这幅画反映的可能是南方生活，画面中的竹林、芭蕉似乎也说明更可能是南方，这时已经属于南宋，不过可以说明斗蟋蟀可能先兴起于南方。

对于蟋蟀文化，一般认为始于唐，兴于宋，而明清两代则是斗蟋蟀的鼎盛时期。明朝中期以后，连皇帝也经常和宫女、太监一起伏地斗蟋蟀。

有的人养蟋蟀不为斗，在冬天也爱听个叫唤，而这就涉及到培育的方法。人们早就总结出了规律，明代的《帝京景物略》还记载了过冬蟋蟀的养法：把土放在盆里，让蟋蟀把卵产在土中，放在暖炕上，经常洒点儿水，慢慢就长出来了。一个来月就能鸣叫，声音很小，入了春，反倒僵死了。有了人工养殖的方法，当寒冬降临，乡野一片寂静时，被养殖的小虫振翅高鸣，无疑给进入漫长冬季的人们带来几分大自然的享受，“盖其鸣时铿锵断续，声颤而长，冬夜听之，可悲可喜，真闲人之韵事也”。

然而与秋虫相比，冬虫身价倍增。清末富察敦崇的《燕京岁时纪》中详细记载了各种鸣虫和斗虫在不同季节的时价：“京师五月以后，则有聒聒儿沿街叫卖，每枚不过一二文……七月中旬则有蛐蛐儿，贵者可卖数金（有白麻头、黄麻头、蟹胲青、琵琶翅、梅花翅、竹节须之别），以其能战斗也。至十月，一枚不过数百文，取其鸣而已矣。蛐蛐儿之类，又有油葫芦。当秋令时，一文可买十余枚。至十月，则一枚可值数千文。”

正因斗蟋蟀有利可图，所以爱好者无不精心饲养调教蟋蟀，由此产生了一门研究蟋蟀的学问。更有人堂而皇之地著书立说。斗蟋蟀的书则显得异常丰富，宋代贾似道着有《促织经》，明代袁宏道着有《促织志》，清代陈淏子着有《蟋蟀篇》、梦桂着有《蟋蟀谱》等等。这些著作将蟋蟀在各种环境下的不同反应和表现详细诠释，加之文艺家的妙笔，如今看来，大都是不可多得的著作。

对于价格昂贵的冬虫，能买得起的，恐怕只有富家子弟，而非一般“少年子弟”。贫家子弟则往往以孵育鸣虫为营生，并因此形成了一些专家，玩出了不少花样，经营者还有特殊的行业标志。据光绪《顺天府志》记载：“蝈蝈兴使楝子以铜渣和松香为膏点镜上，即振羽带铜音。出卖者以针插帽为标志。”将铜渣和松香涂于鸣虫的前翅，即所谓的“点药”术，现在仍在北方时兴。这种方法可使鸣声变得更为宽厚动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