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市民”与民国北京 [哈哈镜]

拥有3000年建城史、860年建都史，北京这座城，一直以其兼容并包的胸怀，向下延伸着自身气脉厚重的历史。如今的北京街头，随处可见金发碧眼的国际友人，其实早在几百年前，这座城市就已经接待过他们的祖先——其中，就...

拥有3000年建城史、860年建都史，北京这座城，一直以其兼容并包的胸怀，向下延伸着自身气脉厚重的历史。如今的北京街头，随处可见金发碧眼的国际友人，其实早在几百年前，这座城市就已经接待过他们的祖先——其中，就有我们所熟悉的传教士利玛窦、汤若望，宫廷画师郎世宁等等。他们的到来，为敦厚典雅的中国古代史增添了别样的*彩。

作者：张玉瑶

民国时的“洋市民”

晚清时期，许多第一批经历长途跋涉，从富庶、整洁的西方世界来到北京的欧美人士，对这座还处于前现代的、缺乏市政建设的城市留下的第一印象似乎并不怎么美好。他们看到的，是“没脚的灰尘、同样深的泥浆、闻起来像臭水沟味道的大街、喧闹的交通”（福兰阁《两个世界的回忆》），甚至发表议论说“众所周知，北京是世界上最脏、最难闻的城市”（苏珊·汤利《我的中国笔记本》）。

不过，尽管如此，尽管向来的生活方式迥异于中国人，多数来到北京的欧美人士依然能够在较短的时间里适应北京的生活，甚至能生活得舒适惬意，以至说出“人们流着眼泪来到北京，又含着眼泪离开北京”、“没有地方像北京这样接近天堂”之类的话。李少兵在《北京的洋市民》一书中指出，究其原因，一方面，欧美人士在北京依然尽力保持着现代文明的西式生活方式，另一方面，北京的社会经济生活也为他们提供了便利的条件。欧美社区处于中国城市的大环境中，和本土社区比邻而居，亦难免染上些老北京*彩。习惯也好，适应也好，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之下，北京这座古老城市也呈现出了“中西合璧”的特*来。

1919年，正在美国访问的杜威夫妇在写给儿子的信中饶有兴致地说：“有一件事你一定很高兴知道，北京美国化程度已经到了我们每天至少吃一次冰淇淋，一次两大份，这很有帮助。”

事实上，不只是冰淇淋，在东交民巷的使馆区及其附近的王府井大街等地，一些常规的欧美设施或场所，如教堂、银行、商店、医院、俱乐部、宾馆、学校、西文报纸等，都一应俱全，满足维持各国公民在北京生活的需求。为了方便他们的采买，北京还出现了专给他们看的中英文互译的购物指南，而其中不少人在北京的住房标准、生活舒适度，甚至比他们在其本国的水平还要高。闹市日常生活以外，西山、八大处、北戴河等地，也成为了这些洋市民度假避暑的胜地，和他们在其国内的休闲风尚如出一辙。

这些新的城市风象，给当时的北京至少从外观和感官体验上带来了一丝改变。之前，一说起中国近现代城市的国际化代表，往往被拉出来作为正负面范本的是更为时髦洋气的上海，甚或天津、青岛，相比之下，长久作为皇城的北京则似乎总是一副中规中矩、脚步迟缓的模样，显得有些“土气”。但李少兵认为，这是“量”和“质”的问题，上海是由租界发展来的拔地而起的现代城市，洋人洋物对其气质的影响天生非常明显，但通过研究民国北京社会，发现北京洋人对其的辐射力也并不小，亦能够树立起一个“现代文明的样板”。“总说北京‘保守’，但进入民国后不能够这么说了，多少狂飙突进的运动发生在北京，越来越多受到现代意识影响的新锐文化人涌现，城市的风范已经变了。”

从绝对人数和所占总人口比例来看，民国北京的“洋市民”群体和上海、天津比起来并不庞大，但来到国家政治文化中心（1928至1949年间迁都南京、重庆，北京更名北平，为国家文化中心），其中不少人都在各个行业有所建树，对北京这座城市带来的影响也是不可小视的。李少兵举例说，譬如北京当时有许多欧美人士办的教会学校，如燕京大学、辅仁大学、协和医学堂等都在其列。尤其是作为北京大学现校址所在地的燕京大学，其优美的山山水水园林建筑，如此古典中国式的设计，竟出自一个美国设计师墨菲之手。“当时中外沟通顺畅，力度很大，民国在对外交流方面采取的是比较宽松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