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书架：尚贤制的历史经验 [哈哈镜]

外国人写中国唱赞歌而“走红”，近年来可谓中国出版界一景。前有库恩《他改变了中国》（上海译文出版社）开路在先，后有奈斯比特《中国大趋势》（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追随在后。近日，加拿大学者贝淡宁《贤能政治》...

外国人写中国唱赞歌而“走红”，近年来可谓中国出版界一景。前有库恩《他改变了中国》（上海译文出版社）开路在先，后有奈斯比特《中国大趋势》（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追随在后。近日，加拿大学者贝淡宁《贤能政治》（中信出版社）在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亮相。贝淡宁说，本书英文版去年夏天出版之后，在英语国家引起了争论。在我看来，本书中文版或许不会引起争论。原因在于，尚贤制在中国古代已经经过长期实践，其可能*和优劣长短早已不证自明。

作者：张弘

《贤能政治》

作者：贝淡宁

中信出版社

“尚贤制在中国古代已经经过长期实践，其可能*和优劣长短早已不证自明。”

在中国传统思想中，尚贤早已有之。在春秋战国时期，“尚贤”之声一度甚嚣尘上。其中，以儒墨两家最为典型。在《论语》中，孔子多次提到“举贤才”，“尊贤”。《墨子·尚贤》中专门提到了“以尚贤使能为政”要不拘一格举贤任能，突破尊尊、亲亲的制度。他呼吁统治集团对贤者要“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予之令”。墨子所说的贤者，简言之，即所谓“厚乎德行，博乎道术，辨乎言谈”者，贤能并重。尚贤呼声的极致，就是主张最高统治权应该禅让给贤能者。《战国策》秦客卿造谓穣侯曰：“圣人不能为时,时至而弗失。舜虽贤,不遇尧也,不得为天子;汤武虽贤,不当桀纣,不王;故以舜、汤、武之贤,不遭时,不得帝王。”《庄子·让王》篇的作者肯定君主的合理*，认为“天下至重”,理应由圣王来担当。郭店竹简《唐虞之道》称:“禅让者，上德授贤之谓也。”

战国中后期的思想界如此热闹，不免有一些君主想“理论联系实践。”魏惠王曾经两次想让位于其相惠施、秦孝公欲禅让给商鞅……但是这几次禅让均未成功。君主权力的和平“禅让”真正实现的仅有一次，即燕王哙让位于其相子之。不料此事一出，天下大哗，齐、中山等国出兵干涉，导致燕国内乱,。当时正在齐国的孟子，也反对此事。孟子否认“尧以天下与舜”,认为“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天下是“天与之”的。“天与贤,则与贤;天与子,则与子……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荐之者……”到战国后期，禅让学说遭到猛烈批判，荀子以为:“尧舜禅让，是虚言也,是浅者之传,陋者之说也,不知逆顺之理,小大、至不至之变者也,未可语及天下之大理也。”“天子者,执位至尊,无敌于天下,夫有谁与让矣”。韩非子称，“孔子、墨子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谓真尧舜。尧舜不复生,将谁使定儒墨之诚乎?”

到这里，尚贤的极致禅让已经在实践中遭遇了挫败。但是，这并不代表尚贤的失败。在最高权力的血亲世袭的大前提下，选贤任能显然有利于官家主义体制的稳定。无论是后来的察举、科举等等选拔机制，无不以尚贤为出发点。但是，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在两千多年来的官家主义社会中，这种尚贤制很难说获得了成功。类似包拯、海瑞这样的清官，在历史上少得可怜。王春瑜主编的《中国反贪史》（人民出版社）显示，腐败一直是官家主义的痼疾，中国历朝历代贪污腐败和反贪的规律是：王朝初期狠抓反贪；中期后反贪斗争渐渐有名无实；末期贪污腐败猖獗、民不聊生；王朝覆灭。这也正是历朝历代兴亡周期的一个主要表现形式。

在我看来，尚贤制的核心问题在于将公共利益寄托于贤者个人，而这种寄托往往没有经过与这些公共利益相关民众的授权。“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恭谦下士时”。一个人此前有贤者之名，但是，这不代表他掌权之后可以抗拒各种唾手可得的诱惑与利益。每个人的人*之中，总会有总总与生俱来且难以克服的弱点，张灏先生提出的“幽暗意识”可谓洞烛其幽。在权力没有制约的情况下，即便是贤者，也很难保证“清者自清”，反倒是阿克顿的名言“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绝对导致腐败”更为准确。在这一点上，民主制具有更大的优势，它用制度制约了权力，让掌权者作恶、谋私力的能力和范围受到严格监控和掣肘。如果说，尚贤制下，掌权者可能为恶，那么，民主制下，掌权者则是难以为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