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门板一双草鞋再现红军长征 [哈哈镜]

2016年8月24日讯，江西省于都县，在全国2800多个县中算不上知名。82年前，这里却是中国革命事业的生死攸关之地。1934年10月，红军主力8.6万人跨过于都河，从这里踏上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第一步，从而开启了人类历史上前...

2016年8月24日讯，江西省于都县，在全国2800多个县中算不上知名。82年前，这里却是中国革命事业的生死攸关之地。1934年10月，红军主力8.6万人跨过于都河，从这里踏上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第一步，从而开启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壮举。

会打草鞋的人已经屈指可数，年过八旬的陈罗寿老人就是其中一位

这座老宅空荡荡的门框成了这次渡河行动的见证者

于都河，是中央红军跨过的第一条大河，因而于都也有了“长征第一渡”的名号。当年，毛泽东等人出发的东门渡口，如今已成为于都人的休闲场所。每天清早，经常能见到一些上了年纪的老俵坐在河边的榕树下，指着汤汤河水谈论往事。说起长征，老俵们常挂嘴边的，是陆定一的一首诗：十月里来秋风凉，中央红军远征忙，星夜渡过于都河，古陂新田打胜仗。

谈笑间，话题从夜渡于都跳跃到了胜利会师，仿佛二万五千里长征真的是“万水千山只等闲”。但在当年，整个中国的革命事业却命悬一线，危在旦夕。是长征拯救了革命，是历史选择了于都。

张小平，长征出发纪念馆副馆长，作为一名历史研究者，20多年来他遍访在世的于都籍老红军，还原了82年前的惊心动魄。

1933年9月，国民党集中优势兵力，并聘请了外国军事顾问团，向中央苏区发动了第五次反革命“围剿”。而中央苏区一方，则在“左”倾领导人的错误领导下，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使红军在战略上完全陷入被动。在错误的军事思想指挥下，处于劣势的红军和优势敌人拼起了消耗，红军战士虽然浴血奋战，但第五次反“围剿”还是面临失败，中国革命陷入严重的生存危机。

到了1934年4月至5月，广昌、会昌、建宁等地先后失守，中央苏区南北门户大开。面对国民党军的步步紧逼，红军只有主动撤出中央苏区，突围转移到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才能跳出敌人的包围圈，重开革命新局面。

然而，此时突围已不是一件易事。东线，敌东路军威逼中央根据地的东大门福建长汀；北线，敌北路军集中兵力加紧“围剿”,逐渐推进至兴国、宁都、石城一线，瑞金已成为敌人重点监视地域，红军主力根本无法在这些县份集结；西线，有大山和隘口阻隔，不利于大部队行动；惟有南线，红军与粤军陈济棠举行过秘密谈判，达成了“停战借道”协议，如果经过，不会有大的战事发生。

因而，位于中央苏区西南角的于都，进入了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的决策视野。于都地处中央苏区西南角，是中央苏区的中心腹地，在地理位置上处于相对中心的位置，距瑞金、兴国均为88公里，距宁都99公里。于都县城距离信丰、安远间的敌第一道封锁线较近，抄小路仅90公里。从于都出发，部队可以快速到达预定地点，突破敌人的封锁线向西转移。当时，红军主力大都在兴国、宁都、石城、长汀一带作战，于都显然是前线部队快速撤离、集结的理想地域。

并且，当时战火尚未烧到于都，中央红军集结于都相对安全。于都境内多为丘陵地带，既隐蔽、又开阔，山水相连、民风淳朴，有利于大部队行动、宿营、隐蔽、休整。

最重要的是，于都是中央苏区赣南省委、省苏维埃政府和赣南军区所在地,是中央苏区的全红县、大后方，政治、物质条件都很好。从政治条件看，红军在于都集结，能满足保密等政治需要。从物质条件看，于都稻米充足，同时于都人口众多，可从人力、物力方面给中央红军以足够的补充。

天时地利人和，红军从于都出发并不是偶然。张小平说：“中共中央、中革军委选择于都，是经过了长时间充分考虑的，是一次有准备的慎重选择。”

在今天的于都县城，有三座大桥横跨于都河上，分别是“长征大桥”、“红军大桥”、“渡江大桥”。这三座大桥的位置，当年正是红军渡河的三个渡口。82年前，于都河上没有一座桥，往来只能乘船摆渡。

毛泽东的警卫员陈昌奉回忆，1934年9月下旬，毛泽东便来到了于都。在长征前的二十多天里，毛泽东一直住在于都，和当地群众打成一片。毛泽东还详细请教过于都河上的船工：一条船能载多少人？能装多少粮食？一天能走多少路程？在于都，许多人都提到，毛泽东有一匹马，但是很少骑；毛泽东当时得了疟疾，但是自己仍旧吃红糙米饭，却让警卫员买鸡给医生补身子。

57岁的渔民李贵女，已经数不清自己在于都河上往来了多少圈。从记事起，他就听过爷爷为红军摆渡过河的故事。他的爷爷李声亮，当年是个结实的渔家汉子，600多米宽的河面，他划过去只要15分钟。但是，一条渔船最多只能拉十几个人，李声亮从傍晚摆渡到天亮，根本顾不上吃饭。事后，一位红军首长要给他写张条子，日后可以拿着索取报酬，但是被他谢绝了。

根据红军回忆录，更多的人是通过浮桥过河。红军渡河是在10月份，当时于都河处于枯水期，平均水深为1到3米。所以，红军从于都的8个渡口出发时，有5个渡口是搭设浮桥。根据最新的研究，红军渡河的意图，其实也为敌人所知晓。他们料定红军会从西南方向突围，于是在沿途布下了重重封锁线。为了监控红军的动向，敌人的飞机也时常在于都上空盘旋。

为了渡河行动不被敌军发现，所有行动只能在夜间秘密进行。从1934年10月17日夜间，到10月20日，在4天的时间里，红军每天下午5点半开始架设临时浮桥，通宵渡河后，第二天早上6点半之前又得将浮桥拆除，反复拆搭有15次之多。为了不留痕迹，红军夜间渡河时，每个连队只配发两个火把，早上还要把河滩上的脚印清除掉。

在34万于都人民的紧密配合下，8.6万人的中央红军渡河时敌人竟毫无察觉。直到一个月后，敌人才知道红军已经向西南突围。这个历史片段，被后世誉为“三十万人共守一个天大的秘密”。

在今天的于都，当地人总爱用“长征源”来指代自己的家乡。这三个字，浓缩了一种历史自豪感。

当年，于都的老百姓得知红军要过河，渔民划来自家的小船，老百姓拆下自家的门板、床板，有的老人甚至拿出了寿材板，才在河上架起了浮桥。一位种南瓜的老俵想把瓜棚拆了把木板捐出来，红军战士连忙劝阻：“瓜还没熟，不要拆！”但这位老俵掐断瓜秧，硬是拆掉了瓜棚，还给战士们熬了一锅南瓜汤。这样的故事，在长征前夕的于都，几乎家家都在上演。周恩来为此曾动情地说：“于都人民真好，苏区人民真亲。”

退休编剧刘光沛家的老宅位于于都县城的十字街，在这座典型的清末客家民居里，20多间房屋，门框上却都是空空荡荡——要么只有一扇门，要么干脆就没有门板。从长满青苔的户枢上可以看得出，这些门板在很早就被拆掉了。为什么家里这么多屋子都没有门？这是刘光沛从小就有的一个疑问。

幼年的刘光沛从长辈那里得知，这些门板都拆下来送给红军架了浮桥。当年，刘光沛的爷爷刘赞唐在于都县城开一个酱油铺，是个颇有侠义心肠的生意人。红军在于都驻扎时，他便让红军住在家里。得知红军架浮桥没有桥板，刘赞唐捐出了家里的二十多副门板和床板，没有收一分钱报酬。

如今，这座老宅空荡荡的门框成了这次渡河行动的见证者。80多年后，在老宅斑驳的墙上，“打倒帝国主义”、“穷人不打穷人”等红军留下的标语仍然清晰可见。

于都人献出来的，除了门板，还有口粮和草鞋。当年一首歌谣唱道：“打双草鞋送红军，表我穷人一片心。亲人穿起翻山岭，长征北上打敌人。”在红军渡河前夕，于都老百姓夜以继日赶制出10万多双草鞋，送给每名红军战士，期盼他们早日凯旋归来。

如今在整个于都，会打草鞋的人已经屈指可数，年过八旬的陈罗寿老人就是其中一位。陈罗寿住在罗坳镇步前村，长征前夕，红五军团的团部就位于这里的陈屋。陈罗寿老人的父亲也是一位红军，长征开始后不久便牺牲了。他听母亲讲，当年陈云等人就住在他家的斜对面。当得知红军即将长征的消息时，母亲连夜做好20双草鞋，送给了即将远征的战士们。

后来，陈罗寿从母亲那里学会了打草鞋，到现在已经近70年了。虽然现在连他自己都是穿的皮鞋，但在农闲的时候，他还是会来到陈屋门前，支起草鞋耙，穿起细麻绳，向来参观的游客演示打草鞋的方法。“这是红军穿的草鞋，穿着它走在山路上也不会打滑。”陈罗寿说，草鞋是穷人穿的鞋子，红军也是穷人的子弟，当年红军长征时，行囊里除了一个星期的干粮之外，就是两双草鞋。这代表了于都人的一片心。

在于都县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也有一双草鞋。这是一双黄麻编成、缀着绣球的草鞋，虽然已有80多年的历史，但依然完好无损。草鞋的主人是一位名叫谢志坚的老红军，这双鞋是一位名叫春秀的姑娘送给他的定情信物。在长征路上，谢志坚一直舍不得穿这双草鞋，只穿了短暂的两回。一回是部队过金沙江，还有一回是强渡大渡河，随时都有牺牲的可能。后来革命胜利，谢志坚回到于都，才得知春秀姑娘已被反动派杀害。谢志坚在这双黄麻草鞋上系上了一对绣球，一直珍藏在身边，直到去世前将这双草鞋捐给了纪念馆。

于都有着“唢呐之乡”的称号，在“长征渡口”旁边的长征源小学，每逢大的活动，孩子们就会穿上红军服，用唢呐吹响《十送红军》的旋律。但对于唢呐老师刘家盛而言，每当听到这个旋律，他总是感到一丝悲凉。

“《十送红军》改编自我们客家的《送郎调》，当年我的曾祖父就是吹着这支曲子送村里的年轻人参加的红军。”当年参加红军的这批年轻人，最后没有一个回来。刘家盛的曾外祖父也是一位红军战士，最后牺牲在江西遂川。

对于红军和中国革命而言，于都最大的贡献是人。于都现有一百多万人口，平均五个人就有一个人的先辈参加过红军。

于都人谢宝金，身高1.89米，是红军中有名的大力士。当年，他是和战友一起抬着军委发报用的发电机走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后来，128人的通讯连只剩下3个人，他一个人背着近70公斤的发电机，硬是跨过了雪山草地，一直背到了延安。

张生荣是如今健在的为数不多的于都籍老红军。1935年5月，18名红军勇士强渡大渡河。当时只有16岁的张生荣吹响了冲锋号，鼓舞勇士们一举飞夺泸定桥。

“号音响了，队伍出发了。渡口站满了红*的英雄。红军家属和儿童团的小弟弟们，一堆堆地站在路边欢送。他们手里有的拿着草鞋，有的拿着食物，有的拿着银钱，等他们的儿子、丈夫、兄弟经过时，做临别的礼物……”在红一军团宣传委员彭加伦的笔下，红军从出发时，是难舍的，同样是带有革命浪漫主义*彩的。

“到外面要谨慎啊！”“要听指挥啊！”“哥哥，多捉几个师长回来啊！”在红军家属的一声声叮咛中，穷人的子弟兵踏上了征程。

但在更多的于都人印象中，他们最熟悉的是一张红*的烈属证，还有上面写着的“北上抗日，无音讯”。长征前夕，有一万五千多名于都子弟参加了红军，并有两千余名挑夫随军出征。但是走完二万五千里长征路的于都子弟兵却是少数。

68岁的刘光沛从小跟着姑婆长大，在他的记忆里，每到清明和中元节，姑婆就会来到于都河边的榕树下摆好香烛祭奠丈夫。当年，刘光沛的姑婆嫁给了一位姓肖的红军连长。红军出发时，丈夫告诉她要走个三五年才能回来。从此，姑婆便经常来到渡口旁的大榕树下翘首等待丈夫归来。谁知，三五年过去了，丈夫却还没有来信。革命胜利后，姑婆终于等到了丈夫的音讯，却是一张写有“北上抗日，无音讯”的烈属证。

在于都人的口口相传中，他们参加红军的祖辈有很多牺牲在湘江战役中。2014年，一支由红军后人组成的合唱团来到了湘江战役的发生地广西兴安县，他们带去了于都河水、擂茶，和家乡的土壤，祭祀当年“北上无音讯”的于都籍英灵。在密密麻麻刻着英烈名字的纪念碑上，不少人找到了亲人的名字，当场失声痛哭。

在土地革命时期，于都先后有6.8万人参加红军，10万余人支前参战，有史可查的革命列士达16336人。可以说，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每一步，都洒下过于都子弟的鲜血。长征前夕的1933年，于都人口34万，到了1936年，全县人口锐减为17万。直至新中国成立后数年后，于都人口才恢复到长征之前的水平。

红军夜渡于都河的15年后，新中国宣告成立。在北京的天安门广场上空，17架飞机组成编队接受检阅。当最后的教练机编队飞过天安门时，只见机翼轻摆三次向群众致意，广场上顿时一片欢腾。驾驶长机的飞行员名叫方槐，恰恰是从于都走出的红军战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