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不到的头颅和寻不着的“我” [哈哈镜]

推理小说中，如果在犯罪现场找到一具“无头尸”，多半会出现死者身份的作伪——无头即无我，此乃千古不易之理。本期的叙诡笔记，笔者便从“头”的角度，聊聊那些找不到“我”的古人。作者呼延云电影《鬼子来了》的悬...

推理小说中，如果在犯罪现场找到一具“无头尸”，多半会出现死者身份的作伪——无头即无我，此乃千古不易之理。本期的叙诡笔记，笔者便从“头”的角度，聊聊那些找不到“我”的古人。

作者呼延云

电影《鬼子来了》的悬念之一，就是始终没有交代，一开始将花屋小三郎绑在麻袋里交给马大三的那个人，究竟是什么人。当时马大三问他，那人只说是“我”，于是后来村民们屡屡盘诘马大三的问题之一，就是“那个‘我’到底是谁呢”？这个情节的隐喻是如此的深刻，以至于让很多能看懂的观众不寒而栗：几千年封建专制统治在中国造成的最恶劣的后果之一，就是全民*的麻木不仁、愚昧无知，只知有朝廷、有皇帝，有官吏，有神灵，唯独不知道“我”是谁，缺乏个体意识，更遑论独立思考，由此造成了一幕又一幕可悲又可笑的总也走不出的历史悲剧大轮回。

推理小说中，如果在犯罪现场找到一具“无头尸”，多半会出现死者身份的作伪——无头即无我，此乃千古不易之理。本期的叙诡笔记，笔者便从“头”的角度，聊聊那些找不到“我”的古人。

明代公安派散文家江盈科在《雪涛阁集》中写过一则名曰“失我”的故事，颇为有趣。

有一隶卒，奉了上峰的命令，押送一个作*犯科的和尚到发配的地方去。那和尚极为*诈狡黠，一路上都在琢磨怎样才能逃脱。奔走了一天，找了旅店住下，隶卒刚刚带和尚进屋，和尚就向店家买来酒菜，请隶卒又是吃又是喝，不停地道歉道：“都因为我犯了罪，才劳烦您一路押送，辛苦不已。这些酒菜权当是我给您赔罪吧！”隶卒一听，喜上眉梢，完全放松了警惕，和尚倍加殷勤，劝酒不止，隶卒“至大醉，不辨人事，颓然而卧”，在床上睡得鼾声大作。和尚从隶卒的腰间取下钥匙，开了枷锁，然后找来一把剃刀，将隶卒的头发剃干净，将枷锁给他戴上，“以械械其手，挛之绳焉”，这么大的动作，隶卒全程酣卧不知。完事，和尚开了屋门，溜之大吉。

第二天一早，隶卒酒醒，看了看手上的枷锁，又瞅了瞅牵枷锁的绳子，又摸了摸自己的头顶，光秃秃的，不由得嘀咕了起来：“和尚还在，‘我’去哪里了？”急匆匆往家跑，进得门去，老婆正在理栉对镜，见到隶卒张口便骂：“哪里来的*僧，居然戴着枷锁就闯人家门！”吓得隶卒夺步而逃，嘴里还在念叨：“果然和尚还在，却不知道‘我’到哪里去了！”

这当然是个笑话，只是琢磨起来，别有况味，隶卒及其老婆判断自我是否存在的标准，完全要依靠“行头”，否则就会脸盲症发作。“人生自有真我，徇其非真我者，而真我乃丧”，那么什么才是真我的状态呢？江盈科认为，譬如婴儿，盖着粗布不觉得哀愁，盖着绸缎也不觉得欣喜，枕着砖头能睡，枕着玉石也能睡，不为外物所役，此之谓“真我”。

江盈科的生活年代主要是在万历年间，大明无论政治和经济都在飞速下滑，但权贵阶层的酒池肉林无一刻停止。“我”这个字对于他们而言就是无限纵欲的**，而于黎民百姓而言却是承受痛苦的皮囊，难怪很多人已经不在乎真我的有无，宁愿浑浑噩噩，过得一天算一天，何况清醒者的“下场”人人都看得见。与《雪涛阁集》大约同一时期的《涌幢小品》中，有一则题为“真我”的笔记，可与“失我”对照着阅读：扬州府兴化县人沈涵，家里贫困，却很有骨气，别人劝他去随波逐流蝇营狗苟，他说：我有“真我”在身，而“假我”却常常劝我乞讨衣食，一旦依其所请，则真我者丧矣，虽然我的生活中充满了饥寒疾病，但以真我御之，不失快乐……这则笔记的结尾，这个葆有真我的人，却死于穷困潦倒之中，试问如此下场，哪个人还在乎什么“真我”！

更加可怕的是，在以暴力维持专制统治的古代，有没有“真我”都面临着掉脑袋的风险。清人汪道鼎撰笔记《坐花志果》中记述了一起发生在丙辰（1856年）年间的惨案。这一年的秋天，为了镇压太平天国起义，清军云聚江苏。有六个清兵奉了军官的命令外出办事，在回来的路上，途径吕城，“所坐船与民船竞”，狭窄的河道上，存心开“斗气船”，导致河道拥堵难行，“六弁倚势持刀，跃入民船，以刀背殴一人下水，并搜括其舟中银物”。这无异于抢劫杀人，民船上的人们号呼求救。当时为了防御太平天国义军，各地都组织了不少团练民兵，“时吕城团练民兵，方麇集两岸，闻水面号呼声，遽奔救”。本来那六个兵丁赶紧跪地求饶，还能有机会大事化小，但他们平时作威作福惯了，战乱年代说是镇压起义军，其实烧杀抢掠的事儿干得多了，此时此刻，仗着自己是“正规军”，哪里看得起民兵，持刀便砍，但毕竟民兵人多势众，迅速将这六个兵丁打败，其中三个被活捉，另外三个逃掉了。这时民情激愤，有几个正直刚勇的民兵“刃棍齐下”，将活捉的三个兵丁杀死。

那三个逃过一劫的兵丁回到军营，向军官哭诉，军官一调查，得知没回来的三个人已经被杀，勃然大怒，严饬当地县令通缉首犯，以命相抵。

战乱之时，军方干预地方政治乃常有之事。县令无奈，悬重赏捉拿犯人，二十天时间抓到了五个人，县令本以为可以交差了，谁知军官说，有个名叫金阿德的，是当日袭击兵丁的为首者，必须将此人正法。可金阿德潜逃到不知哪里去了，正无计可施时，金阿德的哥哥任地保，押送人犯到县衙交差，县令干脆将他绑了，充当金阿德的替身，“与五人者同正法于市”。

明明知道是一起冤案，却迫于军方压力，不得不枉杀解祸，县令心里很是不安，辞官交印，回家去了。刚刚到家便病倒了。说也奇怪，自这一日始，“寓中大小皆见一无头鬼，随一长发人往来厅际”，一家老小都吓得不行，仔细查找时，却又无影无踪。直到有一天，一个女仆给生病的前县令喝过药，掩上卧室的门刚刚出去，“见长须者携无头鬼，直入卧内”，女仆大声呼救，家人们涌入卧室，不见长须者与无头鬼，只见前县令已经死在了床上……

汪道鼎感慨道：为官者，应该据理力争，为民请命，最次也应该“调护上下，化重为轻，使生者无冤，死者折服”，如果“置民生于不顾，惟权势之是徇”，那么小民就只有骈首就戮，化为厉鬼讨还公道了！

可悲之处也正在于此，那几个正直刚勇的民兵抗暴被杀已属冤屈，完全无辜的金阿德哥哥也在受戮之列当脑袋是否长在自己脖子上，完全由不得自己决定时，“真我”存在与否，又有什么意义呢？

读古代笔记一大体会是，从时间顺序上，越往后，“灵魂出窍”的人越多，有“真我”意识的人越少，不知道这是不是与天下大乱频仍，人们多处醉生梦死之中有关。比如庚子国变期间，此类记录极多。当时义和团与洋人交兵，“京师东交民巷死者，巷为之塞”。内城新开路一带，八国联军入京时，由德国军队占领，居民中有一正蓝旗汉军某甲，一天突然被发现杀死在路上，身上有十几处刀口。正值兵荒马乱，很久都没有人给他收尸。恰好他的一位朋友路过，跟附近寺庙里的和尚商量之后，“敛以薄榇，停寺中”。那和尚在某甲生前，一直与其要好，便给他念经超度。

深夜时分，烛光摇曳，忽然从棺材里传出了**声……和尚大惊失*，赶紧叫来附近的人，打开棺材盖，见某甲已经苏醒，用手抚摩着大腿连呼疼痛。大家问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他说：“我外出上茅房，遇到洋兵，他们故意戏弄我，让我手捧粪便，我不同意，他们就用枪上的刺刀戳我，之后因为疼痛过度，我就昏过去了，现在是在哪里啊？”和尚把发现他的“尸体”倒在路边，友人买棺材装殓，自己给他念经超度的事情讲了一遍。某甲浑然不知，只说自己在昏迷中好像来到了一处衙署，“门外木栅东西排列，分十余处”，衙署门前的广场上站着很多人，有外国人，有本国人，都是一样的焦头烂额，状甚可怖，天上阴云惨惨，地上冷风习习，与书上描写的阴曹地府一模一样。在衙署门前的广场最东头，站着十余人，衣履稍整，其中有一位是体仁阁大学士徐桐，他的脖子上系着一根红绳。某甲十分惊讶，上前去打招呼，问他这是要去哪里？徐桐也不言声，正在这时，某甲醒了过来，发现自己置身棺内，这才**呼救……众人掐着指头一算，某甲梦见徐桐的时间，恰恰是徐桐上吊自杀的日子，当时与之一起自尽的“卿贰横死者不下十数人”，而徐桐颈上那根红绳，其意不言自明看来是某甲的灵魂在巡游地府时，遇到了徐桐的鬼魂。

庚子国变中战斗最激烈的地方除了北京，还有天津，侵略者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徐珂编撰的《清稗类钞》记载，天津杨柳集有一人，“独坐破屋中，终日不饮食，惟织竹篮”。恰好八国联军打到杨柳集，烧杀洗劫一番之后，扬长而去，邻居路过其家，从窗外观看，登时吓得魂飞魄散，只见屋子里的那个人“乃一无头者”，脖子还能转动，每转动一下，断裂处的鲜血就往外涌，“其首已不知何往”，这时竹篮编到一半，篾片不足，此无头之人竟能于侧屋取之……邻人吓得赶紧报官，而官府派人来时，其人已死，只留下一具无首之尸。

刺刀戳股也好，惨遭割头也罢，都是至惨之事，然而时人的议论丝毫不涉及国耻与复仇，反而津津乐道“此殆佛经所谓神境通者耶”，不知“我”，亦不知有国有家……庚子国变，不仅是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分，也是告别帝制的前夜，而这一切都与个体能否觉醒息息相关，正如鲁迅先生在《文化偏至论》一文中所言：“久浴文化，则渐悟人类之尊严；既知自我，则顿识个*之价值……且社会民主之倾向，势亦大张。”

说到底，这一百多年来，无数先贤志士不惜抛头颅洒热血，孜孜以求的，无非是每个中国人都确保脖子上顶的是自己的脑袋，然而这一点迄今都很难说完全做到了。那些看到谣言，不加分辨就点赞转发的，那些听到煽动，不假思考就扬起U型锁的，依然大有人在……念念不忘的，未必会有回响，有时也会有回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