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搞笑贪官，中国最可笑贪官

钓鱼台宾馆与国家发改委之间，有一家叫做山水立方的茶楼。或许这家茶楼老板至今不知道，国家发改委价格司副司长周望军曾经多次在这里受贿、打牌，继而完成了利用职权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rdq...

如果药品要纳入医保目录，国家发改委价格司会将报告放入药品价格评价中心进行评审，然后根据意见进行定价。

除申报之外，在价格司还有一种单独定价机制。所谓药品单独定价就是根据2001年国家计委(发改委的前身)发布的《关于单独定价药品价格制定有关问题的通知》，企业生产经营列入政府定价范围的药品，因其产品有效*和安全*明显优于或治疗周期和治疗费用明显低于其他企业同种药品、且不适宜按《政府定价办法》第六条规定的一般*比价关系定价的，可以申请单独定价药品。

业界认为，这其中存在较大水分。在药品价格改革倒逼下，一些企业则向周望军行贿获得药品提价或者“少降价”。相关人士介绍，安徽一医药集团董事长朱某，为获得疏风解毒胶囊价格扶持，涉嫌多次、累计向周望军行贿20余万元。而贵州某制药企业为了达到一款主导药品“少降价”，其董事长张某则得到了周望军的帮助，为此张亲自送给了周望军近20万元的感谢费。

接近案情的人士告诉记者，凡是办成的事情，周望军都不记得，而那些没办成的事情，周望军都记得。“无论办成还是没办成，只要有人送钱，周望军都会照单全收。”

知情人士透露，经人介绍香港某公司负责人严某第一次见到周望军后，就送了他1万美元。“公司研发了一种治疗小儿咳嗽的药，但药品成本很高，如果降价，企业就死了，希望能够获得到单独定价资格。”

按照业内说法，单独定价则意味着价格远远高于同类药品价格。2015年4月广东省药品交易中心官方网站公布数据显示，第一轮基药招标的“克拉霉素”目录里，西安大恒生产的克拉霉素软胶囊为5类新药，即只改变了剂型，但其用途、服用次数均没有改变，但价格就比普通胶囊高出22倍。

之后，周望军找到价格司医药处获得的答案是，单独定价已经暂停。时值2012年前后，严某先后送给周望军3万美元。“广东的习惯就是什么也不说，爱发红包。”在周看来，这3万美元只是红包而已。

没有办成单独定价的还有一家安徽药企，该公司号称研发了一种感冒特效药，可以治非典，但成本高，需要单独定价。不过，该公司董事长先后送了周望军十几万元之后，事情并没有办成。

但对于群众抱怨药价高，周望军在任时，曾公开指出问题出在“以药养医”的机制上。2006年底，发改委曾宣布对99种药进行降价，但不久之后，媒体即发现不少药品“旧药换新瓶”，在变更包装、名称等后，价格不降反涨。

2005年，黑龙江哈尔滨爆出550万元天价医疗费事件后，时任价格司副司长周望军痛斥道：“他们和拿刀抢人没有区别!”他还曾就医疗收费问题多次撰文，细致呈现背后所存在的问题。

曾以60元的烟叫穷

在落马前，周望军和他所在的价格司一样，始终毁誉参半。而周望军等人的落马，则证实了不少公众此前猜疑，也揭开了价格司及其任职官员背后一面。

若从绝对数据上看，价格司能参与定价的商品仅占全社会不到5%。历经30多年价格改革之后,中国实现了95%以上的商品和服务价格由市场主导，但这5%的存在，能决定绝大部分人的生活成本和水平。

2008年11月，在中国价格改革30周年之际，价格司原司长曹长庆曾发表署名文章称，必须始终把促进发展作为改革的根本目的，必须始终把统筹兼顾作为改革的基本原则。在这篇文章中，曹长庆说，“价格是各种利益关系的交汇点。物与物的价格关系背后,是人与人的利益关系。因此，推进价格改革，必须统筹兼顾，妥善处理好各方面的利益关系。”

公开报道显示，曹长庆在一次闲聊时，曾指责说，中国的银行各种收费几千项，一年收费3000亿~4000亿元，比利息都高，有些该，但有些不该收，“我们找银监会清理收费项目，人家都不理睬，打电话也不接，去人也不见面，这是什么做派?”

因为公众议论“六部门管一头猪”，周望军曾公开细致回应：六个部门管一头猪就是生猪从生产到消费，吃到老百姓嘴里所经过的环节：养殖环节属于农业部门管;生猪养殖好了送到屠宰厂定点屠宰是商务部门管的;屠宰之后要检疫这个猪肉是否合格，是质检部门管的;猪肉到了超市后，是不是短斤缺两等，是工商部门管的;价格是价格部门管的;对生猪的储备政策补贴是财政部门管的。“这确实需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这头猪不是那么好管的。”

公开资料显示，1987年毕业于北京交通大学经济与管理系的周望军，在任时就价格改革问题曾多次公开接受媒体采访，并撰写了《价格传导问题综述及量化分析》和《中国水资源及水价现状调研报告》等多篇论文。

记者检索发现，周望军在价格司任职期间，著述颇丰，且曾多次以研究成果获得发改委内部奖项，比如2006年时，他与刘振秋等人合作的“资源*产品价格改革的基本思路”项目，即获得优秀研究成果三等奖。他还就我国水资源情况展开调研，并提议加快用水体制改革。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勇于面对公众的“改革派”，却和多位亲密下属“抱团”落马。据不完全统计，发改委价格司原司长曹长庆、原司长刘振秋、副司长周望军、副司长李才华、副巡视员郭剑英等多人落马。

其中，从周望军搭建的朋友圈可以发现，定价以及发改委的审批在一定范围内显得异常随意。

本报记者梳理有关资料发现，周望军的朋友圈主要包括同僚、同乡和熟人介绍的朋友。与周望军有关的，有价格司副司长李才华、副巡视员郭剑英等人，还有发改委其他部门人员。“相互照顾成为一种默契。”

熟人介绍的朋友，主要包括上述医药企业，同乡则主要来自老家湘潭。知情人士透露，周望军的一位同乡在2008年国家4万亿政策出台后找到周望军帮忙，希望能获得帮助。之后周望军则找到发改委环资司一处长，之后周望军涉嫌收受40万元现金和价值几十万元的黄金。“什么项目不知道，合不合规不知道。”周望军曾表示。

尽管如此，周望军在2012年因为“叫穷”一度成为热**。公开资料显示，周望军经常抱怨各种需要改革的内容，比如公务员工资。他说，公务员的工资低得实在可怜。他平时只抽一种烟，那是一种60多元一包的“芙蓉王”。

知情人透露，周望军案或将于近期宣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