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立军评价：王立军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笔者说：同一件事，每个人的看法不一样，加之对事件的认知程度不一样，每个人的看法就更不一样了。下面是我个人对王立军事件的一点点认识和对王立军本人的一些评价。凭心而论，王立军在他的众多同行中，确实是个佼佼...

笔者说：同一件事，每个人的看法不一样，加之对事件的认知程度不一样，每个人的看法就更不一样了。下面是我个人对王立军事件的一点点认识和对王立军本人的一些评价。

凭心而论，王立军在他的众多同行中，确实是个佼佼者。没有家庭背景的王立军在公安战线摸爬滚打几十年，落下一身伤病，在2008年被薄熙来调往重庆前就已是名震天下的“打黑英雄”。在重庆，王立军打黑扫黄，肃腐除贪，杀恶霸，毙文强，取得了“令人咋舌”的打黑成果，令整个国家为之瞩目。但伴随着打黑过程中的质疑声音也从未停止：在打黑过程中的种种独断专行，王立军不止一次被媒体指责“不守司法程序”，而打黑过程中震动全国的重庆警界大换血，王立军过于强硬的手腕也被人解读为“人治大于法治”；在全国两会时，其关于食品安全“严刑峻法杀无赦，倾家荡产一场空”的提案也吓到了很多法律人……可以说，王立军手中不透明的司法强权在他取得无数光环的过程中起到了决定*的作用。2010年10月王立军在重庆市公安局党委会上宣讲的“双起论”——“凡是报纸歪曲事实真相攻击我市公安机关和民警的，就以单位起诉当事报社和撰稿人；凡是提及民警个人，且造成后果的，民警拿着证据到法院起诉记者，相关部门和民警所在单位要支持和协助。这就叫‘双起’”——无疑是他将这一作用发挥到极致的明证。在此次审判中，环球时报关于王立军案的的评论文章中，有这样一段描述：王立军被抓前像是“法力无边”，他似乎想立案就立案，想撤案就撤案，想非法监视谁就监视谁，对在押的嫌疑人只要收了房子收了钱，想放谁就放谁。其对权力使用的随意*，可见一斑。

时至今日，再回望王立军的人生历程，你会发现如果不是受到薄谷开来杀人这一匪夷所思的案子的牵连，王立军可能至今仍笼罩在“英雄”光环中，让普通民众难以平视。但恰恰在这个案子中，最终促使他做出枉法、叛逃决定的，仍是强权，只不过，这次强权站到了他的对立面。

在王立军空降重庆之前，重庆的“打黑英雄”，属于另外一个人——文强。从个人成长轨迹来看，王立军与文强不乏相似之处：两人成年后，都进入了当地的警局，并迅速在一系列的“打黑”行动中，获得了“打黑英雄”的称号，成为了各自所处地方警界中的一面旗帜*人物；两人均属于中年得志，王立军成为铁岭市公安局副局长时只有33岁，而文强成为重庆市公安局副局长时年仅38岁；此外，两人的“打黑”事迹均以文学形式广泛流传，文强抓捕张君的事迹被写成了传奇小说，而《铁血警魂》就是一部以王立军为原型的电视剧。

历史，有时就是这样具有讽刺*。2008年6月25日，王立军从文强的手中接过了重庆市公安局副局长的“教鞭”，一年后的8月7日，王立军亲自带队，在重庆江北机场将刚走下飞机的文强(已被限制自由)“接回”警局。一个“打黑英雄”将另一个“打黑英雄”送上了刑场，所用的理由，仍是“打黑”。曾经我们以为这就是事情的结局，但当王立军自己也站在法庭上之时，你才返现，原来两个“打黑英雄”在本质上并无多大差别——

王立军这个打倒另一个“打黑英雄”并夺取其权力的“打黑英雄”，因受到某些人物赏识而被赋予绝对权力，手握强权却不守法制，即便抛却受到薄谷开来案牵连的部分，扒开来却仍旧不堪入目；更重要的是，如果不是他自己叛逃美国领事馆，似乎一时没有正常的力量捅破这段故事。何其哀哉！

而官方关于王立军案审判的案情描述中，对其受贿还有更为详细的描述：2009年4月，王立军在担任重庆市公安局局长期间，其一直系亲属调北京某部门工作，因为没有房子，收受大连实德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徐明出资人民币285万余元在北京购置的两套住房，并以其岳父名义办理了购房手续。事后，王立军当面向徐明表达了感谢。同年7月，王立军接受徐明的请托，指令重庆办案部门将已羁押的潘某、王某、张某予以释放——打倒文强的人，最终成了另一个“文强“。

王立军的噩梦始于去年11月13日薄谷开来毒杀英国商人海伍德（Neil Heywood)。作为当时的重庆市副市长兼公安局长，王立军深知，顶头上司的夫人在自己辖区内杀掉一个外国人，自己无论如何也脱不了干系。他面临的选择只有两个：包庇还是查处？

王立军本能地选择了包庇。这不仅因为薄谷开来的亲人是他的“政治伯乐”，让他在短短3年内连升两级，官至副部级，还因为在中国社会中，权力的魔力往往超出常人的想象，有时甚至可以摆平一切。也许王立军认为，有一棵政治“参天大树”的庇佑，手握被赋予的绝对强权，替薄谷开来脱罪未必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但王立军显然看错了形势，香港媒体在这件事情上有如此评论：“一心想在中共十八大后进入政治局常委会的重庆市主要领导并不希望自己直接牵入此案，从而给王立军留下重大把柄。”相关证人证言显示，2012年1月28日，王立军向当时的重庆市委主要负责人反映薄谷开来在“11·15”案件中有重大作案嫌疑，29日上午受到其怒斥，并被打了耳光。当时在场的郭维国在讯问笔录中称：“打了王立军，这个矛盾就公开化了。”

王立军终于看清了自己的位置，在有利用价值的时候，他是强权拥有者的奴仆；而一旦失去利用价值或者危及到强权拥有者自身，他就是一条随时都可以丢弃的哈巴狗。曾经虚幻的尊严荡然无存，王立军又要求手下对谷开来杀人案重建档案、调查补证、保留物。他的这些“小动作”没能保护到他，2012年2月2日，王立军被免去公安局长职务，被派去分管文教工作。王立军害怕了，他担心自己的人身安全，但作为曾经的重庆市公安系统最高领导，在这种时候他竟然没有办法保护自己。2月6日，他做出一个惊天之举：跑到美国驻成都总领馆寻求避难。

王立军不可能不知道，他这么一跑，不仅毁掉了自己的仕途，也毁掉了薄熙来的前程。一个曾经万众瞩目的“打黑英雄”走上了一条如此出人意料的不归路，既是王立军个人的悲剧，也是这个权力缺乏监督的体制的悲剧。

有人说，中国的官场，尤其是公安系统，就像个大染缸，要找到一个洁身自好、没有污点的人很难。王立军的悲剧再次从侧面证明了这个说法。在王立军案的审理过程中，《环球时报》等官方媒体不断发表评论，却仅仅得出了诸如“王立军受审是‘司法的正义’、“法网恢恢”、“中国很多有权有势者的最终落马都验证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一社会深层逻辑和规律”这样的狗血结论，却未敢从权力透明、政治体制等根本层面进行反思，不能不令人心生失望和叹息。

王立军，曾经的“打黑英雄”，混迹警界多年官至副部级，一方大吏，地方公安系统的首领，在打黑案件处置上将法律抛至九霄云外乃至随心所欲；在面对法律和权力的抉择时毫不犹豫选择为权力包庇杀人罪恶；在感到被权力威胁后恐惧到慌乱失措跑到别国领馆的寻求保护……当法律在强权面前成为一纸空文，这个社会谁还有安全感？王立军身居如此高位尚且如此，逞论那些在“打黑”风波中被误伤或冤枉的平头百姓——在不讲法的社会里，除了强权的拥有者，谁也保护不了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