票贩子是交通部门及铁总学习的榜样

最年轻的广东省人大代表、25岁的张佩佩是河南人，这几天正为回家的车票发愁：“白天开会，晚上就上网刷票，好几天还是买不到，都快崩溃了!”19日，她和另一位外来工代表王海相约来到广州火车站，现场体验调研春运情况...

最年轻的广东省人大代表、25岁的张佩佩是河南人，这几天正为回家的车票发愁：“白天开会，晚上就上网刷票，好几天还是买不到，都快崩溃了!”19日，她和另一位外来工代表王海相约来到广州火车站，现场体验调研春运情况。王海更是透露近10年来回家的车票都是靠手段不断翻新的“黄牛党”搞掂。“2008冰灾那年我早晨6点去了火车站，排到晚上10点才进到售票厅。最后不仅没有买到票，火车站的进出口都被封了。待了48小时。”王海说，因深圳飞往兰州的机票要2100多块，而火车车次又太少，每年买票难度都很大。基于前些年购票失败的经历，他近10年来全得靠“黄牛党”。1月4号他找到一名黄牛买23号的票。把身份证号发过去，等通知去窗口取票。拿到票后，再在支付宝上确认付款。去兰州的卧铺600多元，每张加150元，他一共买了4张。王海说，前两年最贵的时候，一张票最多加了300块，“但只要能买到，我也愿意。”(据《南方都市报》)

“黄牛党”源出上海滩，从事的多是中介行为。他们在解放前倒黄金，在文革时倒诸如缝纫机、自行车、电视机等各类票证，新世纪开始倒热线火车票。“黄牛”成分复杂，大多为城市中的无职业人群，能够利用各种关系购买大量票再高价出售。黄牛党往往大量集结，利用非法手段独占票源，造成大量治安问题。据估算，中国因黄牛党无法返乡的农民工及其家属总数可能接近千万人。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使用价格杠杆对火车票进行调控最容易。每年春运，铁路都要运送数十亿人次旅客，运力无论如何也满足不了庞大的需求。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使用价高者得的原则售票，就能解决这个问题——谁肯出大价钱，谁先拿到紧俏票。“黄牛党”恰恰就是按照经济规律在办事：他们将火车票的实际价值炒到最高值，满足愿意以货币换取时间的消费者的需要。

但问题是，每年的春运，都不是一个经济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怎么想方设法让群众安全地回家过年，成了上至中央领导下到各运输单位最关心的问题之一。因此，经济学意义上的提升票价，必然会形成价格排他——把那些舍不得出几倍价钱的农民工挡在他乡。从公平的意义上来讲，每个人的时间成本都是一样的，大家都去车站排队买票，先到先得是最公平的，也是效率最低的。年年骑摩托车返乡的农民工大军，其实就是出于绝望，而放弃了这种“公平的机会”。

如何兼顾公平与效率呢?我们的乘客和管理者，也应当向黄牛学习。凡是紧俏线路的火车票，将其按合适比例分开：一部分平价在窗口上向农民工等对价格敏感对时间成本不敏感的群体发售，公平优先;一部分在网上销售，公平与效率兼顾，谁先抢到算谁的。当然，如果网络购票能更加智能化，购票者输入信息后就等着网络平台依次处理数据，迅速得到反馈，及时“捡漏”就更好了。

同时，我们应当允许尽可能多的中介组织提供代购服务，满足对时间成本敏感而对价格不敏感的社会群体的需要，效率优先。社会从来没有绝对的公平，我们只能兼顾不同层次的需要。黄牛之所以活跃，是因为他们为了生存会拼命找关系、砸时间、寻漏洞。管理部门如果能像黄牛一样敬业，火车票的发售要公平高效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