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与被治理：人工智能在数字治理中的双重角色

在本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过程中，人工智能（AI）得到了较为充分的应用。这项技术已经从过去的概念变为现实，落地成为产品和成果，并深度参与到社会治理的活动中来。但与此同时，对于人工智能在社会治理、公共事务中的风险管理...

在本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过程中，人工智能（AI）得到了较为充分的应用。这项技术已经从过去的概念变为现实，落地成为产品和成果，并深度参与到社会治理的活动中来。但与此同时，对于人工智能在社会治理、公共事务中的风险管理，在欧美国家愈发得到重视，值得我们思考、借鉴。

人工智能：疫情防控中的重要担当

在这场没有硝烟的防疫战中，人工智能在预判、诊疗、防治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AI智能预判为前线战疫争分夺秒。人工智能深度挖掘和处理海量信息的功能，在疫情中被用来预判病毒的传播情况，加拿大人工智能企业通过人工智能技术正确地预测了新冠病毒在首次出现后的几天内将从武汉扩散到曼谷、汉城、台北和东京的传播路径。国内也有科技公司尝试基于多种类数据，包括地理、舆论、病例、医疗防治等，借助疫情预测模型，利用机器学习的方式对各项参数学习训练，得出可以根据实时数据不断变化的确诊人数预测。人工智能的加入，大大提高了防控队伍的信息捕捉能力，让防疫措施有的放矢。

“AI+CT”支持医学判断，人工智能为医学诊疗赋能。新冠疫情暴发后，试剂盒检验出现假阴性的状况为患者确诊提高了难度。日渐成熟的AI医疗影像技术，通过对大量的医疗影像实例进行标注，并交给机器进行训练、学习和理解，最终有效地辅助医生进行决策，成为试剂盒检测的有力补充。不仅如此，人工智能还走上了抗疫前线，作为集成多传感器融合、路径规划、机器人视觉、智能控制、人机接口技术的智能集合体，智能机器人可以实现消毒、送餐、送药等功能，在防护服等物资稀缺的状况下，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前线医护人员的诊疗压力，并降低了交叉感染的几率。

人工智能为控制新冠病毒的传播，促进切断传染路径，抑制感染者数量上升提供了重要技术保障。由于新冠病毒具有传播性强、致死性弱的特点，感染者的大范围增加可能会拖垮医疗体系，所以，疫情防控需要对居民的健康状态进行追踪和管理，并对疑似患者进行隔离。AI代理了以往主要靠人力运作的例如统计更新个人健康数据等的高重复性工作，社区只需提供问题列表，导入居民电话号码，就可以进行自动呼叫。辅助抗疫团队开展隔离工作，智能摄像机技术能够对人和非人进行准确区分，通过设定智能人体检测区域，及时发现隔离人员，联络相关人员，进行远程协调与沟通。

人工智能在抗疫工作中的出色表现得到了政府和社会的广泛关注。2月4日，工信部发布《充分发挥人工智能赋能效用 协力抗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倡议书》，要求加大科研攻关力度，尽快利用人工智能技术补齐疫情管控技术短板，快速推动产业生产与应用服务。以需求为导向，鼓励人工智能企业和应用单位、上下游企业联合攻关，在疫情发现、预警、防治等方面有所作为，这表明人工智能技术在抗击疫情中的应用得到了官方的肯定。

基于数字的治理：人工智能为数字治理赋能

作为国家数字治理的重要一环，人工智能的应用并不仅限于作为抗击疫情主战场的医疗领域，在政府治理的其他领域，也可以看到人工智能的身影。我国早已将推进人工智能发展提到了战略高度加以重视，国家层面布局从“跟跑”走向“领跑”的战略计划，2017年7月国务院正式印发了《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首次将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提高到国家战略层面，提出到2030年成为世界主要人工智能创新中心的目标，彰显了国家发展人工智能的决心与魄力。

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为政府基于数字进行科学治理、实现全社会有效组织与运行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撑。在政府治理中，人工智能虽未完全嵌入我国政府的治理实践，但在一些关键项目和重点领域，人工智能已然开始介入其中，并发挥出前瞻性的作用。例如，为了有效应对城市管理难题，提升城市交通治理绩效，2016年，杭州市政府同阿里巴巴集团进行合作，利用阿里云技术成立了“城市大脑”，对整个城市交通状况进行全局实时分析，并提供自动调配公共资源以实现交通调配的最优化，提高了市中心的交通效率。

为了助力精准扶贫工作，确保按时完成脱贫攻坚任务，2017年，安徽省扶贫办也联合当地科技企业启动了基于人工智能的大数据精准扶贫平台项目，通过该平台不仅可以了解到最需要扶贫的对象，并有针对性地做出及时帮扶。同时，也可利用平台在省内乃至全国找到最合适的项目，以实现扶贫和被扶贫对象之间的智能匹配。为了提升政府的公共服务效率，广州市政府通过公开招标的途径，搭建全市统一的政府智能机器人云平台，通过将广州市的政府知识库和业务系统进行对接，建成智能政府服务体系，为公众提供全天候、全覆盖的智能政府服务。

在全球视野中，人工智能在政府数字治理方面的发展也如火如荼地进行着。2013年欧盟提出了雄心勃勃的“人脑计划”和“SPARC”计划；2016年10月，美国白宫发布了全球首份国家层面的人工智能发展战略计划即《国家人工智能研究和发展战略计划》。美国成立了专门管理人工智能的国家机构，欧盟及其成员国法国、德国、英国均出台了人工智能的洲战略或国家战略。人工智能的国家战略驱动着科技巨头如谷歌、微软、IBM等企业凭借自身优势布局人工智能领域，并获得了越来越多辅助政府和企业进行智能数据分析与决策方面的专利。

在全球层面，人工智能技术已经成为推进国家数字治理的重要手段，具有作为政府决策依据和施政手段之一的重要地位，在促进数字技术与治理理念融合、实质性提高数字治理品质、推进政府由数据治理向数智治理转变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作为被治理的对象：人工智能的风险与管理

在人工智能技术得到世界各国普遍认同的同时，人们对人工智能的管理和风险问题的认识和理解也在不断深化。2020年2月，英国公共生活标准委员会发布了《人工智能和公共标准》报告，探讨了随着人工智能越来越多地被用于公共服务中，公职人员和政府部门该如何维护以“无私、诚实、客观、问责、公开、正直、有领导力”为内容的公共生活七项原则（也被称为诺兰原则）的问题。美国《科学》杂志网站2月19日报道，欧盟委员会发布新计划称，将制定法律严格监管高风险人工智能技术，该委员会将起草新法律，管理AI技术的高风险应用。

在疫情治理过程中，在看到人工智能促进数字治理方面的积极作用的同时，也不能在疫情焦虑的催化下盲目神话其治理效能。目前，我国在人工智能的管理方面仍有进一步发展和完善的空间。

一方面是人工智能数据的高效管理问题。在政府层面，就传统治理体系而言，各行政机构都以自己的管理结构和管理范围建立相应的数据管理体系，易导致信息成为一个个封闭的数据块，形成数据孤岛；在社会层面，各种信息与网络服务企业，同样会根据自己的经营范围和商业活动，建立基于对象与活动的各种大数据集合，形成一种基于各自企业范围的孤立信息体系。再加上大量在消费终端应用的人工智能，各项数据有着分散化和非结构化的特征，都导致了这种数据组织模式难以发挥出数据社会本应有的高效率和高治理能力的局面。建构一套能够克服上述缺点的新数字治理架构，实现数据的有效连通和安全共享，是当前数字治理亟待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二是对人工智能集纳的海量数据的监管问题。例如，在此次疫情中，人工智能技术能够精准识别用户信息，在公共场合精准筛选发热人员、阻断传播源以及传播途径，这些数据存在被泄露、滥用或者被买卖的风险。英国航空公司就曾因50万客户数据泄露被处罚1.83亿英镑；万豪酒店数据泄露案导致其全球超5亿客户受影响，被英国信息专员办公室（ICO）处以1.24亿美元的罚款；Facebook数据泄露事件使多达8700万用户受影响，被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FTC）罚款50亿美元。我国尚未出台完备的数据安全法，相关法规目前仍处在酝酿过程中，人工智能作为未来的重要治理手段，各项管理政策和措施仍需不断完善。

简言之，肯定人工智能在社会治理、数字治理中的作用，与对人工智能的风险管控并不矛盾。作为一种技术，其本身并无好坏属性的定性，做好风险管控，是将人工智能投入到更广泛的治理场景中去的核心基础工作之一。

（作者：人民网新媒体智库 张力、施美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