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人死亡20余年不曾腐化，人们从他的尸体旁走过不仅不害怕反而很开心
这么说吧，有一桩案子是这样的：有这么一具尸体，经过20余年不曾腐化，大家都知道他在那里、相信他应该就是那个当夜失踪的男人，而且每年都有人必须打他的尸首边走过。 但20年过去了，他依旧躺在原本丧命的位置，不曾移动，不曾消失，...
这么说吧，有一桩案子是这样的：有这么一具尸体，经过20余年不曾腐化，大家都知道他在那里、相信他应该就是那个当夜失踪的男人，而且每年都有人必须打他的尸首边走过。
但20年过去了，他依旧躺在原本丧命的位置，不曾移动，不曾消失，身上的衣服和倒卧的姿势都有如一帧停驻在时光中的照片，而他的身分还是无法确定。
唯一可以确定的，是他的肉身恐怕已成为这世上最著名的路标之一。
你猜得到为什么吗？
作者：熵感情（来源：重大历史悬疑案件调查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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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最高坟场
每年春季都是攀登圣母峰的黄金季节——事实上，4到6月也是最适合攻顶的一个时段，即便如此，山上说变就变的恶劣天候，成为所有登山客的梦魇。
而且70%的登山事故发生在下山的时候，因此攀爬喜马拉雅山的圣母峰必须遵守“两点钟规则”，即一定要在下午两点前完成登顶，不然就必须回头。
美国怀俄明州的记者、作家兼冒险家马克·詹金斯（MarkJenkins）在2012年登上圣母峰时，就碰上一天中五人死亡的悲剧。
圣母峰大本营的佛塔和祷告旗
他采访的雪巴人告诉他，死在山上的，大多数都是拒绝回头的客人。“你的雪巴人会告诉你，‘你太慢了，现在不掉头你就会死。’有些人就是不肯回头。”他说：“山不会杀人，人会杀死自己。”
然而就像有人不能理解，既然攀登圣母峰如此危险，为什么非要去爬不可呢？对“执迷不悔”的登山客来说，这一段路更象是证明自己对山的信仰；而在山上，高山症与稀薄的空气，或许还为这股炽热的信念火上加油：迷惑你的神智，好将你牢牢地留在迷人的雪地里，再也离不去……
我们要成为印度之光！印藏边防警察圣母峰远征队
这次事件的主角，是一位年仅28岁的印藏边防警察（Indo-TibetanBorderPolice,ITBP）泽旺·帕卓（TsewangPaljor）。
年仅28岁的印藏边防警察泽旺·帕卓
帕卓出生于印度最北境、崎岖荒芜的拉达克（Ladakh），从小看着喜马拉雅山脉——或说在喜马拉雅山脉的阴影中——长大，而且对于困难的攀岩活动情有独锺，因此后来会被莫辛德·辛格（MohinderSingh）选中、加入ITBP的菁英登山队6人小组，也不令人意外了。
与帕卓同在这支队伍里的，除了副领队哈比扬·辛格（HarbhajanSingh）、焦特·辛格（JodhSingh），还包括另外两名来自拉达克的同乡：38岁的登山好手，已经上过一次圣母峰的泽旺·萨门拉（TsewangSamanla），与47岁的多杰·莫洛普（DorjeMorup）。
1996年5月10日这天显然是不个好日子，天气预报将有暴风雪来袭，但只要抓紧时间，就能赶在坏天气之前完成登顶并下山；而来自世界各地——美国、纽西兰、中国、加拿大、南非与印度等——的登山者，从4月起便开始于加德满都集结、组队，并朝圣母峰大本营基地营进发，最后决定于今日展开一年一度的春季攻顶行动。
攻顶者们的主要攀登路线有两条，一条是从尼泊尔东南部出发、经过圣母峰与洛子峰（Lohotse）之间的南坳登顶，这已是目前热门的商业登山路径；另一条则从西藏的北部出发，经过圣母峰与章子峰（Changtse）的北坳登顶；这条路线之所以没那么受欢迎，并不是因为它不容易走，而是国际游客除了必须取得中国的旅游许可外，还要得到政府的入藏旅游批准函。
南侧路线得面对诸如雪崩、落入冰隙、高山症、冻伤和通过昆布冰瀑的危险。北侧路线地形相对单纯，但根据历年圣母峰登顶纪录，死亡人数反而比南侧要高，显然相对单纯也只是个说法。
而1996年5月10日这天，总共有四支登山队准备攻顶。其中，纽西兰的冒险顾问（AdventureConsultants）商业登山队11人、美国的山岳狂热（MountainMadness）商业登山队11人，与中国圣母峰远征队4人决定走南坳登顶。本季度第一队、同时也是唯一一队选择了北侧路线的登山队，就是印藏边防警察队。
更令人吃惊的是，他们没有带任何雪巴人同行。
这次的登顶行动，对这群印藏边防警察来说意义重大：倘若成功登顶，他们便是代表印度、由北侧路线攀上世界最高峰的第一批人。帕卓一直深信自己的人生必定有更远大崇高的目标，而这就是了：站上圣母峰，为国家争光、光宗耀祖。
起初，他骗母亲说，登山队是要爬另一座不那么危险的山。但是代表国家攀登圣母峰这么光荣的事，他怎忍得住不告诉别人？结果消息还是辗转从朋友之间，传到了父母亲耳中。
母亲极力劝阻，就怕长子发生不幸，但帕卓心意已决，连身为和尚的小弟也对他充满信心，向大哥献上了祝福——然而，这祥和的赐福景象，竟是弟弟最后一次，看见活蹦乱跳的哥哥。
根据哈比扬·辛格的说法，整件事一开始就出错了，然后是一错再错，无法挽回。
登山客的大＂delay＂
1996年5月10日凌晨，突如其来的强风打乱了众人出发的脚步；原订3：30出发的印度队，最后搞到早上8：00才离开营地：因为5个人等着等着，竟然就睡过头了……
尽管整整晚了五个小时，但或许就像传闻说的，北侧路线比南侧轻松，所以众人的进度比预期中来得快。只是，还记得“两点钟规则”吗？它不仅适用于南侧路线，沿北侧前进的登山队，也不敢大意。
圣母峰横膈于中国与尼泊尔、不丹、印度等南亚国家间。因此攀登的道路有南北两途
因此，不仅留守营地的领队莫辛德·辛格要求众人准时下山，带领登顶的副领队哈比扬·辛格更在出发时严厉要求众人，无论如何都必须在下午的15：00掉头下山，免得被困在入夜的山上。
时间很快地就到了下午14：30，众人进度出奇良好，只可惜这时风势已经再度转强。加上“两点钟规则”，即便尚未登顶，但却也是印度队应该下山的时候了。
不幸的是，哈比扬·辛格与焦特·辛格此时已经远远落后于泽旺·帕卓、泽旺·萨门拉和多杰·莫洛普三个拉达克人。因此，尽管辛格双人组频频呼叫队友回头，但要嘛三人没接收到，要嘛选择无视。
已经冻伤的双辛格只好决定先返回营地。这个决定，让“辛格们”成为印度队的幸存者——真是个让人不愉快的巧合啊。
事后回想，哈比扬·辛格觉得，登山的狂热已经完全控制住了他的伙伴们。
15：00。在基地营焦急等待的哈比扬·辛格，终于接到萨门拉的无线电回报：“嘿！我们在攻顶的路上了！”焦虑到最高点的辛格望着帐篷外的天空，紧张地说：天气看起来不对劲啊，不是个好主意。还是快回来吧！
但萨门拉告诉他，再一个钟头，只要再一个钟头，他们就可以代表印度、站上圣母峰顶了，而且三个人的状态都很好，不会有问题的。
辛格别无他法，只能不断拜托他们赶紧掉头，毕竟太阳就快下山了。萨门拉把无线电丢给帕卓，帕卓的声音听起来还是那么自信满满：“请允许我们上去”。
辛格只听到这一句，无线电就断讯了。
登顶已经成功，同志仍需下山
直到17：35，辛格终于接到了三人传来的无线电：我们攻顶成功了！
辛格赶紧将这个天大的好消息发回印度。然而，伴随着这个好消息而来的，却是天候上的坏消息。就在下午6点左右，令登山客为之丧胆的暴风雪袭来，闪电暴雷不断，并持续了一整个晚上。
辛格当机立断，决定向准备于隔日凌晨进发的日本商业登山队求助。透过懂得日语的雪巴人，辛格向日本的领队描述了印度队的状况，日本领队也向队员转达竭力帮助印度登山队员的要求，并对辛格保证，他们会尽力救助3位登山者。
从西藏看到的圣母峰北侧
早上，风暴终于过去，山间的天空再度看起来平易近人，日本队出发了。9：00时，日本领队回报说他们遇到了莫洛普，显然是冻伤了、倒在地上，他们帮了他一点忙，然后又继续原定的行程。
这就是日本领队保证的“尽力救助”？辛格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2个小时后，日本队又遇到了萨门拉和帕卓，依旧没有停下脚步，提供任何援助。
帕卓、萨门拉和莫洛普，此后便音讯全无——但他们并非就此消失。相反地，几乎所有人都知道（或者自以为知道）他们在哪里。
为何如此呢？
走过路过，不会错过：红外套、蓝裤子与荧光绿的靴子
5月11日由北侧路线下山的登山客，在一处石灰岩洞里发现一个状似沉睡的登山客遗体。
它很引人瞩目，因为在白得耀眼的雪地上，他拉上红色的外套、包住头，双臂紧紧搂住自己的胸膛，象是想为自己留住最后一点温暖；蓝色的登山裤、荧光绿的雪靴，双腿微微朝上身屈着，右腿伸得比较直……
在洞里的绿靴子，这个洞穴后来因而名为“绿靴洞”
从此以后，凡由北侧路线攀登的人，几乎没有一个会错过他，因为他躺着休息的石灰岩洞穴，也是其他登山客用来躲避风雪的地方。
也是这身装扮，让人相信他就是印度登山队“失踪”的队员泽旺·帕卓，也由于他安眠在8,600公尺的路径上，渐渐成为登山客们的“路标”：只要经过绿靴子（GreenBoots），就离峰顶不远了。
你问，为什么没有人把“绿靴子”运下山呢？帕卓的家人，难道不想将他埋葬吗？
其实至今，圣母峰上已静静躺着超过两百具尸体，经过冰雪包裹的尸首一具可重达150公斤；在8,000公尺以上、连呼吸都如此困难的地方，天气此刻晴朗、下一刻暴雪狂风奔来，将尸体运下山几乎成了不可能的工作，更不用说需要多庞大的人力物力了。
对帕卓的家人来说，他们得到的官方说法一直是“失踪”，而印藏边防警察也推说无法证明绿靴子就是帕卓，或当时印度远征队的一员。
“绿靴子”被发现后，当初承诺辛格们要尽力援助印度登山队的日本登山客，成了众矢之的。回到日本后，这些登山客却反过来表示，这些指控纯粹是单方面说词，是“毫无意义的指责”。
他们从来不知道印度登山队碰上了麻烦，尽管攻顶途中确实遇到了印度的登山客，但他们看起来并没有需要救援的样子，这中间肯定有什么误会；而且在八千公尺以上，登山客得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他人没有救援的义务——这当然被众多登山客嗤之以鼻，认为完全违反了登山的精神；不过也有登山客持平地说，在那么高的海拔，脑子里的友情或同情，就跟在血液里的氧气一样稀薄，你不能要求这些人完全明白，自己当时做出了什么决定。
绿靴子之谜：无法验明正身的男人，以及他们真的成功登顶了吗？
这起事件所留下的谜团，不仅是难测的人心。暴风雪所到之处，留下的谜团可没那么好解决：1997年，探险队副队长达斯（P.M.Das）在《喜马拉雅期刊》（HimalayanJournal）上发表了一篇文章，相信绿靴子并不是泽旺·帕卓，而是另一名队员多杰·莫洛普。
根据他的调查，5月11日这天，攻顶的日本队先是遇到了冻伤的莫洛普，随后便碰上了萨门拉的尸体；他们回程时还见到莫洛普正缓慢移动中，但应该在这之后不久就死了。
《喜马拉雅期刊》
而第二组的印藏边防警察登山队伍，则在之后的下山时碰见倒在接近第4营附近一块巨石下的莫洛普，装备完整，还背着背包。没有人见到过帕卓。
此外，1996年圣母峰山难的幸存者强·克拉库尔（JonKrakauer）也对印度第一组登山队的三人，是否真的攻“顶”感到怀疑：根据日本登山队向伦敦《金融快报》（FinancialExpress）提供的描述，克拉库尔认为，这些登山者应该只来到了8,700公尺处，距离最高点还差了约150公尺。
在能见度相当差，和浓雾遮蔽了山顶的状况下，登山者们恐怕误以为他们已经置身顶峰，也解释了为什么从南侧登顶的队伍没有碰到印度登山队。
登顶后，三人留下了祈祷旗等物，萨门拉于无线电回报，会再花点时间祈祷，并命另外两人立刻下山，而在基地营的人也称，他们曾看到两顶头灯在8,570公尺处的第二台阶（SecondStep）上移动，可是三个人都没能回到8,320公尺处的高营（high）。
绿靴子的黑色记忆：1996年511圣母峰山难
帕卓、萨门拉与莫洛普的失踪，在当日的圣母峰上，不过是一小部分——在10日下午4点开始肆虐了20小时的暴风雪，不仅在北边夺走了印度队的3名队员，在南侧也夺走了包括知名的登山客与登山向导——冒险顾问与山岳狂热登山队的老板兼领队罗伯特·哈尔（Robert'Rob'Hall）及史考特·费雪（ScottFischer）在内的5条人命。仅仅这天，就有8人命丧圣母峰顶。
1996年整年度共98人登顶，15人死亡，而511这天死去的人就占了压倒性的半数。这使得1996年的圣母峰山难，迄今仍为人所铭记。
在山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当时成功下山的生还者，留下了众说纷纭的记忆：“冒险顾问”登山队的幸存者乔恩·克拉克（JonKrakauer）写了知名的《圣母峰之死》（IntoThinAir）记录此事。
而“山岳狂热”登山队的阿纳托利波克里夫（Анато́лийНикола́евичБукре́ев）和莱恩·加明高（LeneGammelgaard）则分别写了《攀登》（TheClimb）和《攀登高峰》（ClimbHigh）。
还记得一开始，圣母峰上有哪些国家的队伍吗？
“1996年5月10日这天，总共有四支登山队准备攻顶。其中，三支主要队伍走在南侧的攻顶路线上，分别是纽西兰的冒险顾问（AdventureConsultants）商业登山队11人、美国的山岳狂热（MountainMadness）商业登山队11人，与中国圣母峰远征队4人……本季度唯一选择了北侧路线的登山队，就是印藏边防警察队。”
高铭和先生的回忆录《九死一生》
没错，当时也有中国人在山上。总共有13名队员的中国队，最后只有4人决定登顶。在过程中，2人放弃，1人因失足逝世，最后只有领队高铭和独自登顶。
高铭和下山时遇到了那场暴风雪。他虽奇迹似地生还，但鼻子、双手双脚的指头和脚后根都因受到严重冻伤而需切除。数年后，他写下《九死一生》这本书，记录了当年中国队登顶的经过。
这段惊心动魄，众说纷纭的经过，在2015年被拍成了灾难片《圣母峰》。相对来说，北侧的绿靴子显然不受注目得多——但那也只是“相对来说”。
那双鞋哪里去了？不在绿靴洞里的绿靴子
2006年5月13号，英国登山者大卫·夏普（DavidSharp）筋疲力竭地倒在“绿靴子”的洞穴中，从此这里又被称作“绿靴洞”（GreenBoots'Cave）。
2014年5月，探险家诺尔·汉那（NoelHanna）惊讶地发现，绿靴子竟然不在绿靴洞里；他认为攻顶沿线应该会见到的10具尸体，只数到了3、4具，怀疑是不是管理圣母峰北侧的西藏自治区登山协会和中国登山协会移走了绿靴子和其他失踪的尸体——攀登前五个星期，他曾在一场晚宴上向政府官员们建议这么做。
然而，到了2017年，依照攀登至第二台阶者的说法，绿靴子又（？）出现了，只是被盖了一些石头。
绿靴子是否真的移动过位子？如果是的话，又是为了什么？我们不得而知。
我们知道的，是以假寐姿态超过20年的绿靴子，依旧用外套蒙着头脸，让世界永远不确定他究竟是帕卓、莫洛普，还是葬身圣母峰的其他两百名登山客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