桶川跟踪狂杀人案（三）

​​诗织和父亲向警方播放了14日那天三名男子来家里进行敲诈恐吓的录音。当时在场的几名警察中，最年轻的警察首先喊道： “这不是典型的敲诈犯罪吗？”然而年长的组长却说道：“这件事儿没那么简单啊。”最后，负责询问案件细...

​​诗织和父亲向警方播放了14日那天三名男子来家里进行敲诈恐吓的录音。当时在场的几名警察中，最年轻的警察首先喊道：

“这不是典型的敲诈犯罪吗？”

然而年长的组长却说道：“这件事儿没那么简单啊。”

最后，负责询问案件细节的几名警察，对诗织遭遇骚扰的事情，轮番发表了意见：

“按说你收了人家那么多礼物，说分手就分手，谁都会生气的吧？”

“你自己也好好反省一下吧。”

“男女关系的问题，我们警察不好插手的，你们自己处理好。”

“警察的规矩是，不涉及民事案件。所以你这事儿我们管不了。”

.......

眼见警方的态度和做法根本无法依靠，诗织的情绪开始激动。她哭喊着对警察说，自己可能会被小松和人杀死。然而听到这话的警察们却说：

“小两口吵架的事儿我们见得多了，别动不动就说要杀人什么的。不至于，你们回去好好谈谈就行了。”

尽管诗织坚持让警察们听完她与小松和人的电话录音，并且和人也在电话里多次提到“要给你天罚”“让你全家都下地狱”“让你爸失业，把你卖给妓院”等等威胁和侮辱性的话语，但警方的态度始终是“这些话跟这次的事件没关系，都是你们俩吵架的气话。”最终，诗织一家三口在警察局争取了足足两天的时间，却连一张“立案证明”都没能换来。警方因为种种原因，拒绝对此事立案调查，准备不了了之。

就在诗织一家心灰意冷，对警方的态度彻底失望的时候，小松和人又出现了。这次他打来电话，柔声细语地对诗织说：

“亲爱的，咱们俩复合好不好？”

“没可能的，我都已经跟我爸爸谈过了。”

“行吧，我明白。你给我记住！！”这是小松和人给诗织留下的最后一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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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织将家中所有从小松和人那里收到的礼物，都打包寄回给了和人在池袋的公寓。之后的一个月里，风平浪静。就在所有人都以为这件事到此为止的时候，7月13日，诗织的家附近，出现了大量带有诗织照片的传单，印刷精美，附有诗织的三张特写，并且用大号字体写着：

“想要找有钱的干爹！”“接受援助交际！”“有意者请打我的电话XXX-XXXX-XXXX”。

就连诗织家里的邮筒里，都被塞入了上百张传单。

诗织的母亲冒着大雨，含着眼泪满街去撕掉这些小广告，但传单散布的范围实在太大，连附近的公寓楼里也都被挨门挨户塞进了这样的传单。

另一方面，在诗织的学校、诗织父亲的公司，以及诗织父亲公司的总部里，出现了几百份声称“卖淫女猪野诗织”的传单。诗织作为一位女孩、一位人类的名誉，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

而从传单的印刷、散布的规模来看，这完全不是单人便可完成的任务。想到这些，诗织一家意识到了事态已经变得更加严重了。她们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再次来到了警察局寻求帮助。

接待她们的警员听取了事情的经过后，面露难色地对他们说：

“可是，你们也没有这件事与小松和人有关的证据吧？除非能够对他进行正式搜查，在他家找到犯罪的证据，否则这件事我们也无能为力。”

听到警察依然是一副推诿的态度，诗织的母亲强忍怒气，对警察问到：

“那么怎么才能申请搜查小松和人的家呢？”

“那恐怕只能在你们提出指控之后，由我们警方进行强制搜查才可以了。”

“那么今天我们就要指控小松和人。”诗织的母亲斩钉截铁地说。

听到这句话，刚才接待她们的警员面露难色，他把诗织叫到屋外，对她说：

“你可想好了啊，真的要报案申请对他进行指控吗？如果这样的话，那么最后肯定要上法庭，你得在大庭广众之下把自己那些事情都讲给大家听。到审判结束也要花很多时间，你受得了吗？”

“没问题，我受得了。”

早在这次报案之前，诗织全家便已召开了全家会议。家中的每一个人都表明了完全支持诗织的立场，决心团结起来与小松和人对抗。所以诗织的这个回答，几乎是不假思索地肯定。

警察摇摇头，硬着头皮让诗织一家填好了报案申请书，写下了事情经过，便打发她们回去了。从这天起，诗织一家便天天来到警察署，要求指控申请赶快通过，并且申请搜查证对小松和人的住所进行强制搜查。然而，警方的动作相当之拖沓。每当诗织和母亲催促警方进行强制搜查的时候，警方都会对她们说：

“这样一来不就更加刺激小松和人了吗？到时候变本加厉做出什么事情来，不是对你们也不好吗？我们这都是为你们着想啊。”

“你不是在准备期末考试吗？等你考完了再来申请搜查吧。”警方的借口简直无耻。

在诗织和父母的强烈要求下，这件案子才于7月29日，提交申请两周后，正式成为待批准指控。但是，事情并未因此走向好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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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指控程序之后，诗织每天都会催促警方迅速进行强制搜查。然而警方迟迟没有动静，而是推脱说其他的案件太忙，小松和人没有太多的异常举动，不如先放置不管。然而，与警方所期待的完全相反。尽管诗织一家和警方都没有主动去刺激小松和人，但小松一方的做法却愈发恶劣。8月23日，诗织父亲的分公司和总部，都分别接到了300多封匿名来信。信中写道：

“贵公司的猪野宪一（猪野诗织的父亲），看上去是个正经人，但其实是个赌徒，在外面养了情妇。女儿诗织在外面做小姐，因为偷了客人的东西所以被人家要求赔偿，猪野宪一就挪用了公司的公款来抵账。像你们这样的大企业，竟然雇佣这样的垃圾，日本的未来真是完了。”

尽管在诗织父亲工作的分公司，这封信没有掀起太大的波澜，但总公司那边当天下午就打来了电话询问此事，甚至准备专门调查诗织父亲。

诗织的父亲拿着收集到的几百封造谣诽谤信件，再次来到了上尾警察署，找到了此前负责立案的警官。警官拿着这些证据，却开玩笑地对诗织的父亲说：

“这每封信还都贴了邮票啊，花了不少钱呢。这信纸不错，挺趁手的。想不到这人还挺用心的呢！”警察一边笑着一边把诗织的父亲打发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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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警察为什么会对这起案件，采取如此轻浮的态度呢？其原因有三。

第一，因为对于跟踪狂和骚扰行为的犯罪，可依据的法律工具太少。日本警方在办案时，其实最头疼的就是对嫌疑犯采取证据。因为在日本的宪法等系列法律中规定，警方在进行强制搜查时，必须是针对“特定对象”进行。也就是说，如果警方怀疑这一范围内的住户都有犯罪嫌疑，那么他们不可以进行地毯式搜索，而需要先确定下来嫌疑人，再申请搜查证进行下一步行动。

在本案中，尽管诗织及其一家言之凿凿地认定犯罪嫌疑人就是小松和人，但对警方来说，这一判断是在当时无法完全确定的。而换个角度想，对警方来说，这起案子到目前为止，其实都还是认定为“情侣吵架”和“无端诽谤”的状况，并未出现严重的伤人等过激行为，所以警方自然不愿给予此案过高的重视。

第二，对于大多数跟踪狂的案件，其实定义犯罪和抓捕嫌疑人，在当时的日本来说，都是相当困难的。诗织这件案子，事实上最大的难点就是一旦警方对此进行立案，那么如何在嫌疑人实施非法侵害的时候进行抓捕，便成为了事件解决的瓶颈。

一方面，当时日本没有“跟踪狂是犯罪”的法案，所以要对小松和人进行拘捕，必须要以其他的罪名来进行：“敲诈勒索”“绑架”“故意伤害”“非法拘禁”“恐喝”“猥亵”等等。而诗织一家所提供的证据，事实上稍微深入调查，应该就可以用上面的这些罪名来对小松和人定罪。警方在此时如此玩忽职守的做法，尽管有其警力不足无法应对的客观因素，但也是导致了诗织一家和其本人持续遭遇侵害的主要原因。

退一步来说，如果警方想要用上面的罪名对小松和人进行“犯罪现行抓捕”的话，那么势必需要用诗织作为“诱饵”，来诱导小松和人的犯罪行为。但这样一来，警方很可能会被质疑“钓鱼执法”，给自己惹上不必要的麻烦。

第三，我们又要说到这个问题上来了：荡妇羞辱。诗织在与小松和人的交往中，最初做错的一件事，就是接受了（尽管是被迫）他大量的礼物，而且价值不菲。而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其实即使是现在也是如此），女孩一旦陷入了这种在外人看来“钱色交易”的关系中，那么舆论自然而然就会认为这名女性是不检点、不自爱的。

所以当诗织与父母去警方报案的时候，接警的警员其实是一种“看你自作自受”的心态：谁让你拿了人家那么多东西的？这点我们从警察应付诗织一家的话语中也可以感受到。因为有了这样的预置心态，警方也就一定程度上地把小松和人的种种过激做法，认为是理所应当的报复。

在这样的懈怠绥靖的办案态度下，诗织一家未能从警方获得任何有价值的帮助。相反，她们一家对于警方的不信任感也在与日俱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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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在诗织父亲拿着匿名诽谤信件前往上尾警察署报案后的一周，负责此案的警察，才将指控申请表递交给了他的上司进行批准。也就是说，在此之前，警方根本没有进行任何的手续。

上司拿到这份申请表后，非常不悦地将这份申请表扔回给了这名警察。他说：“这种事情干嘛还要让他们做指控啊，报案之后侦查不就可以了么？”

这里我们也要简单介绍一下向日本警方报案的两个不同方式：指控 与 报案。

报案是在不法侵害发生之后，向警方提出“被害届（报案申请）”的做法。在这样的程序里，警方可以自行决定是否立案，安排侦查的时间和方法。对于犯罪嫌疑人是谁，一般没有锁定的对象。而是否进行相关人物的搜查，都由警方自行确定。

可以说，报案是最常见的一种向警方寻求帮助的方法。报案人可以是受到侵害的本人，也可以是其委托的代理人。另外，报案人不需承担连带责任。

指控则是在不法侵害发生后，由被侵害者或法定有指控权利的人，向警方提出点名指控。也就是说，在提出指控的时候，作案人已经完全（由指控方）确定。在这样的情况下，警方需要立即立案，对被指控人进行强制搜查，并且在指控成立6个月内，将调查报告提交给检察院。

然而，指控之后在警方的调查中，如果不能确定被指控者存在犯罪行为的话，那么被指控者有权对指控者提出名誉损害的控告，并申请民事赔偿。

所以指控尽管可以极大地加速警方调查的速度，但一方面会给警方带来办案压力，另一方面也会给指控人带来麻烦。另一方面，警方的绩效中，立案后的破案率是重要的一个方面。因此在本案中，警方因为觉得破案难度大，会给自己的绩效带来不利影响，于是便自然拒绝接受指控立案。

于是上尾警察署在9月7日，派出警员前往诗织家中，劝说诗织一家再次提交“报案申请书”—— 诗织一家是完全不知道报案和指控的区别的，因此便乖乖将报案申请书也交给了警方。9月21日，警察们再次来到了诗织的家中，他们的任务是劝说诗织一家放弃“指控”，以“报案”的形式来解决问题。但是，因为长久以来警方懈怠的做法，已经让诗织一家对警方充满了戒心。诗织的母亲直接质问警察：

“这么做有什么意义吗？”

来访的警察也只好含糊其辞，胡诌了一些“指控的话两个月之内不能结案，指控就会失效”的鬼话，企图让诗织家人相信。但诗织的母亲坚持不撤销指控，警察又说：

“其实等到抓住了犯人，再提交一次指控也是可以的。现在您先撤销指控吧。”

根据日本刑事诉讼法第237条第2项，“指控方撤销指控的话，不可以再次提交指控。”因此，如果诗织一家真的撤销了指控的话，那么这件案子的办案节奏就全掌握在警方的手里了。尽管指控没有得到撤销，但负责该案的警察还是在回到警署之后，将最初诗织一家于7月14日提出的口供中，“提出指控”篡改为“提出报案”，并且将相关的证据收押时间也进行了相应的修改。

而这一天的日期，是9月21日——距离诗织的被杀，只剩大约一个月的时间了。在如此紧迫的时候，警方竟然还在通过各种小动作来为自己撇清干系，试图逃避办案责任，甚至不惜欺骗报案人，篡改公文。这种做法实在令人寒心。

但坏人一方是永远不会停止的。在剩下的这一个月里，当警方还在尝试明哲保身的时候，他们策划了最终的杀害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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