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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以来,与中国史学发展的变化同步,美国中国学界不少专门从事中国乡村研究的学者开始转向中国的城市,韩书瑞是其中一位代表人物。她的《北京的寺庙与城市生活（1400-1900）》通过对以寺庙为中心的宗教信仰活...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与中国史学发展的变化同步,美国中国学界不少专门从事中国乡村研究的学者开始转向中国的城市,韩书瑞是其中一位代表人物。她的《北京的寺庙与城市生活（1400 -1900）》通过对以寺庙为中心的宗教信仰活动的分析讨论明清北京城内与城外、上层与下层、外地与本地以及不同种族的居民逐渐融合、形成城市认同的过程，显示了她研究北京城市生活的独特视角。”

文|刘平

来源：《北京社会科学》2010年05期》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与中国历史学界发生的变化同步［1］，美国中国学界有一批专门从事中国乡村社会研究的学者转向中国的城市研究，如魏斐德(FredericWakemanJr.)从华南乡村转向上海警察，裴宜理(ElizabethJ.Perry)从淮北乡村转向上海工人运动。本文所要评说的韩书瑞(SusanNaquin)也是这种转向的一位代表性人物。

2000年，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了韩书瑞历时14年完成的《北京的寺庙与城市生活，1400～1900》［2］。该书因视角独特，新见迭出，谋篇布局匠心独运，甫一出版，即受到学界广泛好评。孔飞力(PhilipKuhn)教授在《美国历史评论》撰文称:“以庙宇为焦点的五个世纪的城市史向人们揭示了构成这一帝京的政治经济等内容的方方面面”，“韩书瑞的研究成果既是我们了解中华帝国城市生活的一个界标，也是了解帝国制度之社会背景的杰出介绍”［3］。曼素恩(SusanMann)教授评价道:“韩书瑞这本里程碑式的著作梳理了界定北京公共空间的庙宇与居住在皇城内外的人们之间的关系”［4］。苏珊·佩尔(SusanPares)认为:“韩书瑞教授积十数年之功写成该书，通过北京的众多寺庙来编织五百余年的城市生活，其博学、全面与智慧令人赞叹。”［5］迄今为止，就笔者所见，英文书评有十余篇，中文书评两篇。两篇中文书评，一为台湾学者所撰［6］，一为西方学者所撰，译成中文在《中国学术》发表［7］。考虑到国内学界至今尚无人专门评价韩著，笔者不揣简陋，在认真拜读韩著之后发表一些自己的看法。（本篇作者所评版本为台版译本，文中提到的书名与页码等信息与人大社版本不同。人大出版社学术守望者注。）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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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著的结构分析

《北京的寺庙与城市生活，1400～1900》篇幅甚巨(全书达813页)，内容宏富，多有新见。其标题虽然标以“寺庙与城市生活”，而全书内容则远远超出此范围，尤其是对朝代更替、城市建设与社会各色人群等内容不惜笔墨。这就需要读者以一部“描写传统北京的百科全书”的价值来看待，以一部新的《帝京景物略》来欣赏。为了便于评述，有必要先行解析其结构。

全书共分三大部分，十六章。

第一部分(第一章至第三章):北京及其寺庙。总括全书主题，从地理、历史、建筑角度解说北京，兼及中国的宗教、寺庙、僧侣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公共空间。目前，关于作为帝都的北京景物，人们主要用为“旅游观赏”，学者们主要是从文献中按图索骥，韩书瑞则是从多个角度深入，并以这类“公共空间”为平台，为后面明清两朝的北京寺庙对社会群体、官民生活、政治变迁等历史、宗教内容的影响做出铺垫。

第二部分(第四章至第八章):明代的北京。主要讲述明初永乐帝建设北京城的历史，明代宫廷以及宫廷成员与寺庙的关系，明代前期北京城内各阶层与寺庙的关系，晚明以后北京圣会、庙会的大兴以及北京的风景名胜与寺庙的地位，明代以及之前的朝代对于宗教的尺度与措施，明代宫廷妇女(尤其是皇后、皇太后群体)与太监对于佛教寺庙的兴盛起到的重要作用，在时令节日的民俗方面，北京的表现对于后世中国“传统文化”形成的表率作用。

第三部分(第九章至第十六章):清代的北京。描述明清更替之际北京城市、政治、社会及宗教的变化，清政府对北京的管理，皇室与寺庙建设的关系，满汉隔离与融合的过程，北京的风光，各类宗教性社团及其活动，各类寺庙状况以及寺庙的对外功能。作者从日常不被人们注意的资料中挖掘出北京城市与寺庙生活的种种细节，对东岳庙与妙峰山这类至今仍然在北京市民的信仰与民俗生活中发挥重要影响的寺庙做了详细叙述;对于直接生活于寺庙之中或寺庙边缘的各类宗教群体进行了细致入微的剖析;至于寺庙的功能，包括经济的(市场)、政治的(与宫廷的关系)、文化的(娱乐)、社会的(慈善救济)功能，作者也是娓娓道来。

作者在结语中通过对义和团运动、列强入侵以及辛亥革命与社会大变革背景下的中外人士的讲述展现了对老北京的怀旧。生活在20世纪前半期的人对于过去是怀旧，生活在当代的人可能已经来不及、或者无法怀旧了，因为原先北京存在的数千座庙宇如今已经只有一千来所，而且真正做法事的庙宇只有寥寥数座。韩书瑞的书或许可以为我们搭建一座“怀旧”的平台。

当然，书中有相当的内容(都城建设、满汉分离、帝国政治、文学与风景、怀旧)与主题关系不大甚至无关。“城市生活史”是指与“庙宇”有关的城市生活还是指整个城市生活，从本书题目来看显然指的是前者，但在描述其背景时，作者显然花费了过多的笔墨。从专题研究的角度来看，写成“明清北京简史”(或“明清北京城市史”)与“明清北京宗教社会史”这样两个姊妹篇或许更为恰当一些。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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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特的研究视角

傅衣凌先生曾经从经济层面对明清城市进行过分类:“明清时代的城市经济，大约可以分成两个不同的类型:(1)开封型城市。这是典型的亚洲的消费城市，又是封建地租的集中地，工商业是为这个城市的地主服务的。(2)苏杭型城市。这些城市虽然也是封建地租的集中地，但工商业的比重较大”［8］(P152)。北京显然可以归于“消费型城市”，但它与一般消费型城市最大的不同在于，它是帝国首都，是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要研究北京的政治文化史或宗教社会史，可以有多种角度，但韩书瑞在一个意外的机会中选择了寺庙［9］。

近年来，中国的乡村社会史、区域社会史对于宗族、寺庙给予了特别的关注。如果说宗族是传统乡村社会结构的基础，寺庙则是广大民众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民间信仰与民间文化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以往人们往往关注台湾或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乡村寺庙，韩书瑞则把眼光投到作为帝国都城的北京。

明清时期的北京是一个以传统小农经济为基础、以高度集权的政治为标志的大都会。我们知道，在传统的国家和家庭制度之外，能够把公众连接起来的纽带无疑是一些具有吸引力的公共空间，如寺庙、戏院、茶馆等，其中最重要的乃是韩书瑞着力研究的对象———寺庙。寺庙是涉及范围极广的城市生活之中心，“其职责包括了类似于我们如今的图书馆、博物馆、公园、剧院、救济院、消防队、市场、旅游点等等场所所发挥的各种非宗教的公共职能”［7］。确实，寺庙在明清时期的北京随处可见(韩书瑞已经找到有资料证明的明清寺庙两千五百余座)，对北京官民、僧俗、男女的影响所在皆有。如果以北京为视角，乃是透视中国传统城市发展的最佳范本;如果以北京的寺庙为平台，确为透视北京城市生活的最佳视角。

寺庙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信仰载体，各类香会是供奉寺庙神灵的社会组织，以寺庙为中心展开的各种活动是中国传统社会的重要文化象征。韩著对北京寺庙及其历史形态的探索，为我们打开了一扇了解北京城市与中国文化的窗户。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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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迪与思考———比较性评价

剑桥大学的约瑟夫·麦德莫(JosephMcdermott)认为，在过去一千年的绝大部分时间里，北京是主要的帝国都城，扮演着中国政治生活的中心、朝廷所在地和众多军队的驻扎地、文化裁判所、海内外产品和财富的奢侈消耗者的角色。然而，中国以及海外的研究者并没有给予这个伟大的都城以足够的重视。韩著的优点之一，不仅是对北京本身的探索，也彻底改变了目其观点并非没有值得商榷之处。

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探讨北京研究以及韩著在其中凸现的价值。

北京的文献记载有着悠久的历史，北京研究也取得了非常可观的成就

中国人对城市生活的记载已有相当长的历史，南宋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周密的《武林旧事》，明代刘侗和于奕正的《帝京景物略》都是著名篇章。进入20世纪，北京城市史研究与资料整理都有很多的积累，这种情况自80年代以来尤其突出。在北京历史研究方面，以下著作具有代表性:北京史研究会编:《北京史论文集》(北京史研究会，1980年)，侯仁之、金涛:《北京史话》(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阎崇年:《北京史话》(中华书局，1982年)，北京史研究会编:《燕京春秋》(北京出版社，1982年)，李淑兰:《北京史稿》(学苑出版社，1994年)，北京大学历史系《北京史》编写组编:《北京史》(北京出版社，1999年)，谭新生、倪洁:《北京通史简编》(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年)。曹子西主编的《北京通史》(十卷本)于1994年10月起由中国书店陆续出版，这是一套全面系统地研究北京历史的著作，规模宏大，脉络清楚，线索连贯，但基本上是按照传统史学研究模式写作的城市通史。

描写老北京生活图景方面的著述更是令人目不暇接，例如丛宏业等编:《北京风物散记》(北京:科学普及出版社，1981年)，贺海:《燕京琐谈》(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83年)，翁偶虹:《北京话旧》(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5年)，郭子升:《北京庙会旧俗》(中国华侨出版社，1989年)，果鸿孝:《昔日北京大观》(中国建材工业出版社，1992年)，叶祖孚:《北京风情杂谈》(中国城市出版社，1995年)，刘锡诚主编:《妙峰山·世纪之交的中国民俗流变》(中国城市出版社，1996年)，王永斌:《杂谈老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1999年)，赵兴华编著:《京华园林寻踪》(中国城市出版社，1999年)，习五一:《北京的庙会民俗》(北京出版社，2000年)，王彬、崔国政辑:《燕京风土录》(光明日报出版社，2000年)，常人春、张卫东:《喜庆堂会·旧京寿庆礼俗》(学苑出版社，2001年)，胡玉远主编:《日下回眸·老北京的史地民俗》(学苑出版社，2001年)，常人春:《老北京的民俗行业》(学苑出版社，2002年)。文物出版社在2004年推出了《老北京的庙会》系列，分别介绍雍和宫、白塔寺、东岳庙、蟠桃宫、白云观、隆福寺、护国寺及财神庙等处庙会。

即使与韩著直接有关的碑刻、会馆、庙会等方面的资料也多有出版，如张江裁、许道龄:《北平庙宇碑刻目录》(国立北平研究院总办事处出版课，民国25年)，李华:《明清以来北京工商会馆碑刻选编》(文物出版社，1980年)，陈宗蕃编著:《燕都丛考》(北京古籍出版社，1991年)，朱宪一主编:《北京庙会史料》(北京燕山出版社，1999年)，北京市东城区园林局汇纂:《北京庙会史料通考》(燕山出版社，2002年)，何建忠主编:《京西碑石纪事》(香港银河出版社，2003年)，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北京城区角落调查”课题组:《北京城区角落调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白宝泉、白鹤群:《北京街巷胡同分类图志》(金城出版社，2006年)。

而且，有关高校的师生也开始选择北京城市生活史作为研究题目，如伍旭升的《北京城及近郊庙宇分布的历史变迁与庙宇对文化的塑造和影响(辽－清)》(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1988年6月)，吴承忠:《明清北京休闲地理研究》(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4年)。赵世瑜教授则以探讨国家力量与民间社会的互动关系为着眼点，关注京师东岳大帝香火所代表的国家正祀与碧霞元君香火所代表的民间信仰的比较研究，其论文《国家正祀与民间信仰的互动———以明清京师的“顶”与东岳庙为个案》(《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6期)，是国内从事北京寺庙碑刻研究的代表性研究成果。

要说明的是，除了中国学者的研究整理外，海外学者也长期对北京的研究抱有兴趣。戴维·斯特兰在1989年出版了《人力车与北京——1920年代的市民与政治》(DavidStrand.RickshawBeijing:CityPeopleandPoliticsinthe1920s.Berkeley: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89.)，史明正(MingzhengShi)在1993年出版了《北京的变化:1900－1928年中国首都的结构、公共事业与社会改变》(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1］。再以北京寺庙来说，在20世纪初，外国学者就对东岳庙进行过调查［12］。荷兰莱顿大学施舟人(K.Schipper)教授是第一位对东岳庙碑刻进行系统研究的学者，他领导法国科学研究中心的“圣城北京”课题组，在90年代初就开始致力于以东岳庙碑刻为重点的北京史与宗教史研究。法国汉学杂志《三教文献》(Matériauxpourl’étudedelareligionchinoise)的前三期已将这些碑文发表。1999年10月，法国巴黎“‘圣城北京’国际学术研讨会”召开，中国学者袁冰凌博士提交了《北京东岳庙香会初探》。这些研究对于扩大和深化北京城市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所以，我们要看到，国内外关于寺庙文化与城市文化的研究已有相当基础。韩著出版于2000年，其书后所附参考书目达60页，丰富的史料与前人的研究为韩著的成功打下了基础，而作者对史料的娴熟驾驭能力更是令人称道。另外，前面谈到的北京资料有相当部分出版于韩著之后，反映出人们对北京研究的兴趣持续不减。

2.韩著的独特价值

过去，国内外学者、尤其是中国学者关于城市史的研究，有从历史、建筑、生活、民众运动、城市发展等角度开展的，但很少从宗教、寺庙与城市社会文化生活的角度作探讨，尤其是缺乏对具体的“人”和“人群”的关怀。韩著无疑为我们提供了宗教社会史与城市文化史研究的范本［13］。

本书最重要、也是最精采的部分是作者通过对以寺庙为中心的宗教信仰活动的分析，来讨论明清北京城内城外、上层与下层、外地与本地以及不同种族居民逐渐融合，形成城市认同的过程。

庙会，俗称庙市，指的是结合佛道等宗教活动展开的各种经济文化活动。北京的庙会相传起源于辽代的“上己春游”。元明清时期，北京庙会进一步兴起。在明代的大部分时间里，朝廷对僧道等宗教采取系统的管制政策，诸教分立。这种界限在明末以后逐渐模糊，北京寺庙与民间联系日多，民间集体祀神活动兴起。17世纪至19世纪，寺庙已经完全成为北京文化认同的媒介。进入晚清，近代城市商业的发达才逐渐导致寺庙社会功能的式微。

明清时期，北京地区最重要的庙会有祭祀东岳大帝的“圣会”和祭祀碧霞元君的“香会”。东岳大帝的生日变成了节日，庆祝活动长达月余;碧霞元君的香会则是由各地信徒带神像到娘娘庙进香朝拜。两者都成为吸引各色人等的跨阶级活动。尽管东岳庙最早的香会碑是立于明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的《岱岳行祠善会之记》，但香会的历史应该更早，元人熊梦祥《析津志》对京师齐化门外东岳庙会盛况有详细的描述，指称“车马填街，最为盛都”。韩书瑞在其书第十四章里，对东岳庙圣会、妙峰山的香会情况作了详细描述，认为明代的圣会发展为香会的过程，不单单是宗教形式的变化，也是市民生活方式的变化，因为进香活动虽然仍具有宗教性质，但也开始演变成出游、娱乐、买卖。

韩书瑞在书中指称的“寺庙”(temples)并非狭义的佛寺道观，而是泛指各种宗教场所，包括民间祠庙、儒门庙坛、佛教庙宇、西藏喇嘛庙和萨满教等活动场所。这些宗教场所受明清时期宗教世俗化潮流的影响，寺庙外观并没有什么差异，供奉神像也往往有杂糅并存的现象，朝拜进香者也可能对神祗没有特别的选择。当然，韩书瑞在第十五章谈到私人创建的宗教场所如家庙、教堂、斋堂、会馆与行会等设施时，也注意到了不同宗教社团的特殊性。作为城市的北京，并不以城墙为界线，城市生活的参与者还包括了城郊乡民。该书副标题虽然以寺庙与城市生活为标志，而作为一部“百科全书”式的著作，全书内容远远超出其范围。作者实际上是以寺庙为中心，描绘出两幅巨幅画像。首先，寺庙本身多姿多彩，具有强大的吸引力，使得数量庞大的人群在特定时期被吸引过来;其次，从寺庙放眼望去，读者可以畅游于作者描绘的各式情节之中，如城市的其他建筑、明代的文人园林、清代的诗人聚会与政治聚会、银价的涨落、聚集各地各行人群的会馆、皇室人员的生活情景、社会众生相，等等。所以，有人评价道，研究明清历史的学者，尤其是研究北京的学者，无论选择什么题目，都无法绕开韩书瑞的这本著作，“在着手从事研究计划之前都应该弄清她在这一主题上已经说了些什么”［7］。

3.我们的期待

韩书瑞是一个喜欢开展细致研究的学者，如果读者熟悉她早年的成名作《千禧年叛乱———1813年的八卦教起义》和《山东叛乱———1774年的王伦起义》，就不难发现，她对那些案犯供词的整理、分析得井井有条，可说是细致入微。在谈到目前的这本书时，她说:“可是，我觉得这种details很有意思，这个也属于我的研究工作范围，我喜欢写细，因为我喜欢具体的，我真的想了解这种具体的方面”［14］。

但是，笔者也必须指出，专题著作毕竟不等于资料整理，描写背景不应过于偏离主题。如果不对朝代更替、满汉隔离、城市建筑等内容作更多的渲染，如果讲到清代竹枝词、文人聚会、旅游备览、岁时节庆等问题时少一点背景的铺叙，那么，读者的兴趣会更加集中。古柏也这样评价道:“韩书瑞对信息的惊人欲求及其与读者分享诸多信息的愿望却也在很大程度上妨碍了读者对这本著作的理解。浩若烟海的信息和材料有可能淹没作者分析的声音，而此时本书的中心议题也就会随之趋向于类乎一种方便的借口，即本书只不过是展示了韩书瑞多样化的兴趣而已”［7］。

还有学者指出了韩著的其它一些不足，例如，虽然韩书瑞的资料目录范围极广，仍然有一些缺漏，如没有引用子弟书一类的资料;有关戏院、碑铭的的讨论也许可以参考陈森写的《品花宝鉴》和文康写的《儿女英雄传》;在她涉及的诸多教派中，她却没有告诉读者在明代的北京曾经存在过一个基督教会(NestorianCommunity);在分析构成北京僧道情况时，作者只是关注那些出家人，而忽略了道教不出家的正一派［15］。

另外，还要指出以下几点:

1) 韩著对以寺庙为中心的“公共空间”的描绘固然令人赞赏，但在复原以寺庙为中心的社会公众的自主性的同时，不能忽略他们原有的政治、经济依附关系。这种关系才是中国真正的“传统”。

2) 韩著从北京城市文化的演变、城市认同的形成来描绘满汉融合的过程，可谓别出心裁，最终作者要告诉读者的是，满人与汉人的界线已经不再是语言、生活习俗与宗教信仰的差异，而只是观念上的种族隔离。但如此却无法解释满汉之间依然存在的差异，以及最终导致种族革命性质的辛亥革命。

3) 对地方性文化传统的关注是“区域社会史”兴起的一个最为正当的理由，但对“政治”与“历史”的诠释却很容易被“碎片化”［16］。希望韩著的大量描述性语言，除了展现一幅色彩斑斓的传统北京的生活画卷之外，也能够给我们展现出一幅完整的历史。

注释:

［1］就本文而言，这些变化主要表现在:由革命转向现代化(以及社会变迁)、由宏观转向微观、由乡村转向城市、由政治史转向社会史、文化史，以至“新社会史”、“新史学”、“历史人类学”.

［2］Susan Naquin. Peking: Temples and City Life，1400～1900［M］.Berkeley:Universityof California Press，2000.韩书瑞，1966年毕业于斯坦福大学历史系，获学士学位，1974年获耶鲁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之后，她进入宾西法尼亚大学历史系任教，1993年进入普林斯顿大学，曾任东亚系主任，现为普林斯顿大学历史系教授、东亚系执行主任，著有《山东叛乱———1774年王伦起义》、《千禧年叛乱———1813年八卦教起义》。《北京的寺庙与城市生活，1400～1900》已经列入国家清史工程“清史—58—1400～1900，北京五百年来的城市生活译丛”出版计划.

［3］PhilipKuhn.PhilipKuhn'sreview［J］.AmericanHistoricalReview，Feb.2002.

［4］SusanMann.SusanMann'sreview［J］.JournalofInterdisciplinaryHistory，32(3)，Win.2001.［5］SusanPares.Peking:TemplesandCityLife，1400～1900andChina’sWalledcities［J］.AsianAffairs，Vol.33.Issue2(Jun.2002).

［6］巫仁恕.评韩书瑞(SusanNaquin)教授《北京:寺庙与城市生活》［J］.台湾:明代研究，2003(6).

［7］古柏著，何恬译.对韩著的评论［J］.中国学术，2004年第3、4期合刊(总第十九、二十期合刊).

［8］傅衣凌.明清社会经济变迁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

［9］韩书瑞说，刚开始把眼光放到城市中的宗教时，并不知道北京的资料情况会怎么样，后来在北京图书馆，问馆方有关北京庙宇的卡片目录，回答说有，当打开有关北京庙宇的卡片目录抽屉时，“我吓了一跳，从那个时候我知道可以写这本书……他们的这种碑文，非常有用，很有意思，没有人用过。”周武.用新材料讲新故事———韩书瑞教授访谈录［J］.史林，2005(6).

［10］TheJournalofAsianStudies［J］.AssociationforAsianStudies，Inc.May2003.

［11］1995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该书的中译本，题为《走向近代化的北京城:城市建设与社会变革》(王业龙、周卫红译).

［12］A.Goodrich.The Peking Temple of the Eastern Peak: The Tung-yueh Miao in Peking and Its Lore［M］.Nagoya，1964.

［13］这一方面，美国有关中国城市史的研究要做得好得多，如裴宜理(ElizabethPerry)、魏斐德(FredericWakeman)、贺萧(HershatterGail)分别对上海的工人、警察、妓女等群体的研究，王笛(DiWang)、司昆仑(KristinStapleton)对成都下层社会的研究，戴维·斯特兰(DavidStrand)对北京人力车夫的研究等。这些研究把人、事、物结合起来，视角独特，形象丰满，富有趣味.

［14］周武.用新材料讲新故事———韩书瑞教授访谈录［J］.史林，2005(6).

［15］参见古柏所撰对韩著的评论(何恬译)［J］.中国学术，2004年第3、4期合刊(第十九、二十期合刊);Wang，RichardG.Peking Temples as the Congregational Center and Their Fate［J］.Journal of Religion，Apr.2002，Vol.82.

［16］这里的“碎片化”一词，转引自杨念群“地方性知识”、“地方感”与“跨区域研究”的前景(天津社会科学，2004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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