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生皆有病，“我们与恶的距离”真的远吗？
最近一部高分台剧《我们与恶的距离》将大众不愿意面对的无差别杀人事件拉到眼前。它从备受争议的“要不要关注犯罪者故事”的角度入手，主题现实、挖掘深入、口碑很爆，颠覆了许多人对台湾甜甜偶像剧的印象。对比同样大火...
最近一部高分台剧《我们与恶的距离》将大众不愿意面对的无差别杀人事件拉到眼前。
它从备受争议的“要不要关注犯罪者故事”的角度入手，主题现实、挖掘深入、口碑很爆，颠覆了许多人对台湾甜甜偶像剧的印象。
对比同样大火的现实主义题材《都挺好》，也让我们看到了在处理现实主义题材上，主创们在环境限制、受众考虑、挖掘功力等方面的差异。
从社会争议点大胆切入
《我们与恶的距离》探讨的问题近在眼前，但很少被看到，当然，大多人不愿意去看。
从去年的陕西省米脂砍人事件、到今年的北京宣武附小砍人事件，无差别杀人事件频发，均有突发、随机杀人、以报复社会为目的等特点，令大众陷入了更严重的恐慌中。“小心谨慎做人”、“多做好事”已经无法免于伤害，拼命赚钱把孩子送到条件好的社区、学校似乎也无济于事。
于是逃避成了应对恐慌的最佳途径，最好能直接把罪犯定义为精神病、反社会人格、边缘障碍，然后迅速枪毙。这样我们与他们的距离似乎就能拉远一点。
所以媒体怎么还能关注他的故事呢？我们为什么要了解他是否受过霸凌、是否被父母虐待？这不就是在为他洗白吗？这不就是在吸引其他人效仿吗？
“这些人不值得辩护！”
每一家关注罪犯故事的媒体都会被骂的狗血淋头，个别发声者甚至遭受网暴，于是一些媒体忍无可忍，纷纷发文阐述“为什么我们要关注罪犯”。
| 宣武附小事件后的声音
但得到的通常还是不理解。“每个人都有可能坠向深渊，而报道是为了提醒我们在相似的情境下控制住自己”，类似这样的论调并不被接受。
许多人根本不相信自己也可能是恶的酿造者。他们认为善与恶、好与坏是泾渭分明的，杀人犯就是有病，要么就是父母管教不好，枪毙一个是一个。
但在这部剧的开篇，编剧就以人权律师、杀人犯的家人之口向观众疯狂提出疑问：
杀人犯就没有人权吗？杀人犯的家人就没有继续生活的权利吗？因为是杀人犯，所以媒体就可以片面地报道他吗？媒体也好、大众也好，就没有在无形之中杀过人吗？
我们原生家庭幸福、没有精神病史、也没有受过社会伤害，就真的与恶的距离很远吗？
| 主创谈
善与恶的距离界限开始模糊。
被完全打破的善恶界限
编剧通过人物角色的多面设置展现了许多人物身上既是受害者、也是施害者的特点。
比如由贾静雯饰演的新闻部副总监乔安，她的儿子正是无差别杀人事件中的死者之一。
| 乔安一家
事件发生的前几分钟，她带儿子去看电影，期间接了工作电话，于是顺势在外面喝完了一杯咖啡，再回头时就发现了从影院内尖叫着涌出的人群。为时已晚。
事后她性情大变，用不停加班的方式麻醉自己，期间对下属冷漠、压榨。因为无法面对自己，也丧失了和丈夫、女儿沟通的能力，以致女儿甚至向她喊出“你为什么没有和哥哥一起死”的话。
由于从事新闻工作，她清楚地知道新媒体时代如何哗众取宠：要快、标题要惊悚。报道尚未求证但为了竞争也要发、甚至有错误引导大众的风险也要发。
而当她发现自己的下属正是杀死自己儿子的凶手的妹妹时，就偷偷跟踪她和她的家人并拍摄，使得已经躲了两年的凶手家人再次遭受暴力。
她参与的媒体也间接造成另一起案件中的两位当事人自杀。
| 两位当事人自杀后，媒体仍然去抢拍剩下的家人
这个人物很复杂。她是受害者。她向想要保护罪犯及家人人权的人反复发出疑问：“杀人犯的家人有权利活下去、我的儿子活下去的权利呢？”、“探寻杀人犯为什么杀人是可以，但往往会归咎于社会制度，挪威社会福利那么好不还是有杀人犯？”
但作为媒体人，她又是施害者。在以媒体报道为中心的一场场网络暴力中，这些曾经自称要公正、全面的媒体人，也在无差别杀人。
| 乔安与下属（也是杀人犯妹妹）晓文的争论
她甚至也是作为母亲的施害者。由于不愿意面对儿子死亡、不断加班、醺酒，她的丈夫在压力下精神出轨。离婚之际，感受到冷漠和破碎的小女儿也再不想回家。如果这位母亲没有及时刹住，创伤下的女儿又会成长成什么样呢？
在这部剧中，我们看到的是在每一个不愿意直面、无法自控的人中间不断生长的“恶”。归咎于社会制度或原生家庭确实无法制止。
但不听、不看、直接枪毙更无法阻止另一个犯罪者的出现。还是要正面认识人性的恶、自身的恶，知道它存在、随时可能被激发，才能懂得如何控制。
剧中的人权律师正是这样一个角色。他在很小的时候被母亲丢进育幼院，不曾得到爱。于是成了不良少年，某次准备参与群架，但拉肚子没赶上，后来才意识到自己差点参与了杀人。而群架中的两位朋友一个死了、一个判刑。
他看到了自身的恶，于是冒着被网暴、泼粪的风险不断为杀人犯辩护、探求他们杀人的原因、接触他们平凡的家人。
他的妻子想要保护孩子而制止他，但他捍卫自己的使命感。
但谁又能说清楚，他这样疲于奔命，是否真的可以改变什么呢？他所追求的是不是一个无可能存在的乌托邦？他是否也会在追逐中伤害他人？
关于重生的美好期待
《我们与恶的距离》虽然只有短短10集、每集近50分钟，但展现的层面非常丰富（其他国产剧大概拍50集也很难做到）。
除了上述外，我们还能看到很多切面。
比如关于精神病人压力的家庭和社会来源；
关于新媒体时代死去的新闻精神的展现与探讨；
关于法律究竟是用来讨好舆论还是维护人权的探讨......
可短短剧集也无法指向更多，所以结局后许多观众认为哭了半天，编剧也没给出答案，所以呈现的东西没那么大意义。
但编剧想要做的是让每一个都能透过镜面看到自己。先看到、并面对，而究竟怎么解答，还要交给社会成员的共同努力。
它也在呈现丑恶之余给予了我们希望，虽然有过于温情美好的嫌疑，但道理没错。
社会罪恶会让相关者都被判了死刑，如剧中：乔安不愿意面对儿子的死，几乎造成家庭破裂；杀人犯儿子被枪毙后，他的父母为了让女儿晓文重生，给她改名、不再见她，也终日带着口罩躲起来。
但乔安在反思新闻职业道德、接触犯罪者家属和丈夫、其他亲人支持的过程中逐渐学会面对痛苦，明白还有其他人值得让自己活得更好。晓文也说服了父母摘下口罩，重整生活，自己也在帮助身边一位很像哥哥的精神病人和坚持新闻理想的过程中，意识到了自己的价值。
我们还拥有很多社会支持：来自家人、朋友、你爱的事业。
所以如果你希望你的其他家人、朋友会更好，那么这个世界还是会更好的。
你也值得为这一切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