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有顺：谎言中的真实——评《性、谎言和录像带》

虚拟的影像世界是否可以作为现实的代偿？格雷厄姆最后砸毁了自己所有的录像设备，表明他再不相信虚拟的影像就是生活本身，他的内心告诉他，他需要重获与外界交流的信心和能力。首要的一步就是从谎言（自欺）中走出来。影片表露出...

虚拟的影像世界是否可以作为现实的代偿？格雷厄姆最后砸毁了自己所有的录像设备，表明他再不相信虚拟的影像就是生活本身，他的内心告诉他，他需要重获与外界交流的信心和能力。首要的一步就是从谎言（自欺）中走出来。影片表露出了对影像操纵人这一事实的忧虑：现代人越来越依赖影像，坐在屏幕前以为自己就此掌握了世界，却不知越来越为影像所遮蔽；或者以为自己操纵着摄像机，没想到自己却为镜头所操纵。所谓物对人的奴役，正是如此。——by 谢有顺

谎言中的真实——评《性、谎言和录像带》

文 | 谢有顺

《性、谎言和录像带》是索德伯格自编自导的处女作，它在１９８８年戛纳电影节荣获金棕榈奖后，引起了巨大的争议。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为了解释这部写剧本用了一周拍摄用了四周片长仅１００分钟的影片，索德伯格不得不用了七八个小时来回答记者们轰炸式的提问，最后累得在地毯上睡着了。

这部与索德伯格自己的性经历有关的电影，讲述了这样一个精巧深刻的故事：

约翰和他那位漂亮而规矩的妻子安过着看上去很美满的生活，而实际上他们的婚姻危机四伏。约翰不仅到处拈花惹草，而且与安的妹妹辛西娅频频偷情，他靠甜蜜的谎言维持着看似美满的夫妇关系和他的正人君子形象。安总是不承认自己被压抑的性欲望，总是要以无欲无求的淑女面目出现于人前，其实她是在自我欺骗。约翰的同学格雷厄姆有一个奇怪的癖好：采访不同的妇女，请她们直言不讳叙述自己的性生活隐私，把各种细节拍成录像片。他靠观看录像带达到变态的性满足，这其实也是自欺。安终于得知了丈夫与妹妹偷情的事，在愤怒和羞辱之下，她跑到格雷厄姆的住处，主动要求他为自己录像，直言自己久被压抑的性欲望，还主动抚摸格雷厄姆，说要帮助他解决性问题……

从这时起，安开始与自我欺骗告别。性谎言已彻底破产。由于录像机和录像带已被砸，加之有安的帮助，格雷厄姆也走出了性自欺。

进入这部影片的路标，就是片名所昭示的三个基本元素——性、谎言和录像带。谎言的主要制造者是约翰，但安与格雷厄姆也是谎言的同谋：安压抑自己正常的性要求，格雷厄姆逃避与异性的正常交往，同样是谎言。他们不敢正视自己，过的是一种说谎的生活。

与这种病态的说谎者比起来，约翰是一个“正常”的说谎者，而影片所要批判的就是这种“正常”面具下更为隐秘的卑劣和丑陋。

这确实是一种尴尬的处境。自从弗洛伊德的理论盛行以来，性的问题深入到了生活中的每一个角落。为了缓解内心潜藏的欲望风暴，每个人都在寻找有效的道路。20世纪６０年代后西方风起云涌的性革命，就是其中一条激进的道路。可是，对于更多的人来说，他只能压抑自己，这种压抑，是构成现代人焦虑与不安的主要原因。

安和格雷厄姆就一直置身于这种焦虑、不安和变异之中，他们所找到的缓解途径是：向现实生活关闭，向影像世界开放。也就是说，把现实中的焦虑和压抑，经由影像前的倾诉来得到缓解。

由此，影片展开了一个更加深刻的命题：虚拟的影像世界是否可以作为现实的代偿？格雷厄姆最后砸毁了自己所有的录像设备，表明他再不相信虚拟的影像就是生活本身，他的内心告诉他，他需要重获与外界交流的信心和能力。首要的一步就是从谎言（自欺）中走出来。影片表露出了对影像操纵人这一事实的忧虑：现代人越来越依赖影像，坐在屏幕前以为自己就此掌握了世界，却不知越来越为影像所遮蔽；或者以为自己操纵着摄像机，没想到自己却为镜头所操纵。所谓物对人的奴役，正是如此。

史蒂文·索德伯格

索德伯格显然意识到了这种困境，因此，《性、谎言和录像带》不仅是对个体内部人性秘密的一种探查，它还表达出了对人类普遍的生存困境的反抗：善于伪装自己的安能在录像中坦白自己的内心，是对自身的反抗；沉迷于影像世界的格雷厄姆砸毁摄像机和录像带，是对虚拟世界的反抗——他们由此握住了自己的内心，进而有力量走向真实的自己。

影片的最后，安来到格雷厄姆的住所，他们并排坐在屋前的台阶上，听着宁静的夜曲，安说：“快下雨了。”格雷厄姆笑了：“是的，下雨了。”————这是经过了许多苦难之后所积攒下来的感人笑声，在这笑声中，他们彻底告别了谎言中的生活。

（《性、谎言和录像带》获１９８８年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

（谢有顺，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