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文初：贸易给东方世界带来战争与和平的内在逻辑

摘要：从中葡外交非正式的首次接触，我们反倒可能从中解析出某种难得的真相，看到被历史叙事所遮蔽了的深层——中华帝国权力系统中那种对峙性张力的存在——这种对峙，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帝国海洋政策的摇摆，及其此后的战略性退...

摘要：从中葡外交非正式的首次接触，我们反倒可能从中解析出某种难得的真相，看到被历史叙事所遮蔽了的深层——中华帝国权力系统中那种对峙性张力的存在——这种对峙，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帝国海洋政策的摇摆，及其此后的战略性退却这一历史性错误。

前情回顾：

邓文初：贸易给东方世界带来战争与和平的内在逻辑（上）

当葡萄牙人进入战略要地马六甲之际，原来隔绝的东西方就开始走到一起了。

满剌加的“以夷制夷”策略

明朝历史中的马六甲称作“满剌加”，地处中华帝国外围的西洋（自与西方人接触后这处地方改称南洋了），大明帝国与满剌加的关系，可以追溯至郑和下西洋之前。据《明实录》记载，永乐元年（1403年）十月，帝遣中官尹庆等使其地，“赠以织金文绮，销金帐幔诸物”。当时的满剌加，还未建立正式国家，附属暹罗，每年向暹罗进贡黄金四十两。大明帝国“天使”尹庆到来，其酋长拜里米苏剌大喜，立即遣使随同入贡，永乐三年九月抵达京师，永乐帝封拜里米苏剌为满剌加国王，并令尹庆再次出使满剌加，封其山川，勒碑为记，这是满剌加建国之始。

满剌加因得到大明帝国的敕封，就脱离暹罗，向明廷朝贡。永乐九年，拜里米苏剌携妻子及陪臣五百四十人，组成浩浩荡荡的朝贡大队，被官方史籍称为盛事。郑和下西洋时，不仅随同带去帝国的各种赏赐，且以满剌加之地为转输中心，并设立官仓以备货物存储。

不过，名义上满剌加是大明帝国的藩属国，但大明帝国对其影响似乎并不太大，这从当地人宗教信仰的转变可见一斑。永乐十年随同郑和下西洋的马欢明确认定，当地已经改信伊斯兰教，在《瀛崖胜览》记载：“国王国人皆从回回教门，持斋受戒诵经”——也许因为马欢本人是伊斯兰信徒，所以特别留意信仰问题（郑和也是）。

满剌加并非一心一意归向大明帝国这一中心，像汉文史籍所说的那样，多重归属，其实是帝国时代几乎所有藩属国的特征。在实际政治运作中，相对弱小的国家，都会抱持一种实用主义的态度。满剌加利用中华帝国获得自己的独立地位，同时也在暹罗、爪哇和中华帝国之间玩弄平衡游戏。这一点连刚刚抵达其地的皮列士都看出了，在《东方志》中，他说，马六甲国王“始终是中国皇帝、爪哇和暹罗国王的忠实藩属”，“始终牢固地维持着对爪哇人、中国人和暹罗人的忠诚，并且一直赠象给他们”。

皮列士

这种被历史学家蒋廷黻先生称之为“一妻事二夫”的现象，曾广泛存在于朝贡体系中，琉球如此，朝鲜如此，暹罗、越南也如此。但这种现象并未引起那些深陷我族中心主义陷阱的史学家们注意，因此，一些重要史实也就轻易滑过了。皮列士在《东方志》中记载，在苏丹马末时代，他不再服从暹罗王、爪哇王，中止了朝贡，“他只服从中国，说为什么马六甲要服从那些臣服于中国的国王呢？”这段话自然被天下主义者关注，但他们却忽视了皮列士下面的记载：那些马来人、爪哇人对他说，中国人害怕爪哇人和马来人，才制定禁止外人入境的法律，不准他们到广州去，马来人的一艘船就能打败二十艘中国船，“常在那里的重要人物声称，印度政府用10艘攻占马六甲的船，能够沿海岸攻占全中国”。这些说法如果不是皮列士捏造（历史学界公认皮列士著作具有相当高的真实性），就只能理解为马六甲人的某种战略性言词：在众强环伺之中，他们也会玩“以夷制夷”的外交手腕，这种外交手腕本来最易识破，但大明帝国被自己的天下中心意识所误，从而落入满剌加布下的棋局中，成为满剌加的棋子，而与葡萄牙人发生冲突（见下篇）。

当然，中华帝国对其藩属，也仅在乎某种象征关系的维持，而不是占领或统治，这也是我族中心主义历史学家们一再强调的“天下体系”之特征。然而，如果将全球帝国时代纳入考量，则这种对藩属国家的非殖民性管治，其实是帝国对外关系的共同类型，不仅在所谓的中华体系中如此，在葡萄牙对东南亚地区的控制中，也一样是采取这种封贡体系——历史学强分中华体系的天下主义与西方体系的殖民主义，乃是一种典型的时代错置。

在《葡萄牙帝国在亚洲》中，桑贾伊·苏拉马尼亚姆通过比较葡萄牙与西班牙人对待其属地的不同逻辑及其背景，指出，葡萄牙人进入的，是一个人口密集且活跃的贸易网络，以及诸多强有力且资源丰富到足以抵抗他们入侵的内陆国家，因此，葡萄牙帝国选择做海上帝国，以贸易为本，而非殖民统治，那些附属地“进贡的钱物数量通常微乎其微，甚至令人觉得滑稽可笑”，但葡萄牙人却乐于扶植当地人的政治力量，让他们自治，而不是代替他们行使权力。因其目的并非土地占有，而是贸易据点的掌控，对这种微不足道的“朝贡”的强调，说到底是对宗主国与附属地之间关系的确认。

在现代国际关系尚未建立的情况下，这种方式保证了某种程度上的秩序——它与中华帝国的朝贡制度一样，宗主国也很少干涉当地的内政。在马六甲，葡萄牙人起初试图劝说前苏丹回来做他们的封臣，但是失败了，他们又派遣使臣到爪哇——马六甲原来也是爪哇的附属国——试图通过上国的影响力归还统治权，但还是没有成功。最后，葡萄牙人就扶植当地大臣（财政大臣），并最终让塞图家族世袭这一职务，以保证马六甲的政治权威不至于落空（在霍尔木兹，葡萄牙人也没有确立自己的主权，而是设立一个保护国，让沙赫继续掌权，其对果阿的控制也一样）。

英文版《东方志》

1514年1月27日，马六甲的统治者逝世，皮列士在《东方志》的最后写下这样一段话：

如果我没有机会见到吾人之主国王陛下或他在印度的总督，那么在此声明，因尼纳·查图之死，马六甲需要比过去更多的两百葡人去维持它，而且对于印度总督来说，最重要的是立即率师来马六甲，因为这是不逊于去麦加朝圣。并且他要摧毁宾坦王的声威，驯服爪哇人的傲气，他要听从马六甲的商人，他要按他们的民族派给他们一个统治者。因为商品本身是和谐的，这个控制它的统治者，必须支持它，否则商人将不能忍受。

皮列士将写作《东方志》收尾时的个人心绪，与马六甲的历史命运并置在一起，强调的仍旧是替当地人找一个“按他们民族”意愿的统治者，一个服从当地商人、并支持贸易的人。尽管这个时候的皮列士，还没有跻身政治阶层，但其对马六甲的治理思路，却是典型的葡萄牙式的，当然，这也是此后葡萄牙人驶向东方世界的基本理路——贸易之路——的文化基础。

葡萄牙人的对华战略

1508年，当塞魁拉（又译塞寇拉）前往马六甲时，葡萄牙国王给他发出如下训令：

项目——你要询问中国人他们来自何方，有多远，何时来马六甲，即他们去作贸易的地方，而且他们携带的货物，以及每年他们有多少艘船到来，并及他们船只的型式，又如他们是否同年返回，在马六甲或其他地方是否有商站或商铺，而他们是不是富有的商人，他们是不是软弱的人或战士，他们有没有武器或大炮，他们穿什么衣服，他们是不是身体强壮，还有其他有关他们的信息，以及他们是基督徒还是异教，他们的国家是不是大国，是不是他们只有一个国王，那里有没有不奉行他们法律或信仰的回教徒或其他人，同时，如他们不是基督徒，他们信奉或崇拜甚么，他们遵循甚么风俗，他们的国土扩展到甚么地方，他们和甚么人邻近。

据《在印度之葡萄牙人》一书记载，当时在马六甲的中国商人有平底船五艘，他们探知阿布奎克准备采取征服马六甲的军事行动，曾提出为他提供船只和船员的友好动议，但阿布奎克拒绝了，他只借用了吃水较浅的中国小帆船登陆。

葡萄牙人控制马六甲后，阿布奎克一意结好中国，对中国商人多有照顾，并随时将中国商人在马六甲的种种情况报告葡萄牙国王。攻占马六甲之时，阿布奎克曾与中国商人交接，请他们观战，为此，他甚至强行留截中国商人，并为他们提供一艘观战的专船。民国时期的历史学家如周景濂等人（参见周景濂《中葡外交史》，商务印书馆影印版）认为，此举可能是阿布奎克希望中国商人在返回国内时向皇帝报告，一方面以夸耀其勇武善战，另一方面也借此结欢中国，为日后与中国建立外交通商关系预留地步。

此后奉葡萄牙国王之命出使中国的皮列士，尽管当时并不知道自己会获得这项伟大使命，但在马六甲时，他就已经系统地收集有关中国的情报了。他注意到，马六甲人口数量巨大，主要是马来人，外国人数量也很是可观，其中最大的是古吉拉特人和吉宁人（泰米尔人），其次是爪哇和中国福建人，这些商人虽然人数不多，却地位尊贵，在当地有巨大的影响。他也认识到，作为西亚与东亚之间的重要连接点，马六甲的贸易联接着中国、印度尼西亚、印度、波斯湾和红海，其中的西印度洋正是葡萄牙人与阿拉伯人竞争的热点，而东头的大明帝国是葡萄牙人远东航向的目标。就葡萄牙人的全球战略而言，要在西印度洋胜出阿拉伯人，其关键，就不仅在欧洲与西印度洋本地，而必须掌握与远东中国之间的贸易渠道，以获得先机。因为阿拉伯人的优势也在于他们控制了中国与西方的航路。皮列士在马六甲的这一系列情报调查，不仅为他出使中国打下了重要基础，也形成了此后葡萄牙帝国结交大明帝国的战略思路，为此后的远东贸易指出了方向。

大约正是由于皮列士的这种知识储备与战略思考，当葡萄牙决定派遣使节前往中国时，印度总督推荐了皮列士这个社会地位平凡、且并无政治经验的药材商人——“这除了他的专技优势及天生爱好文学，也因为他的才干以及他做生意之豪爽老练，他还很好奇地探索和认知事务，对所有事都有灵活的头脑”，历史学家巴洛斯对为何葡萄牙国王会选择皮列士出使中国一事如此解释。

驶向东方的航程

在葡萄牙人占领马六甲的同一年，乔治·阿尔伐立斯（Gorge Alvares）被遣赴中国建立外交联系，在广东东莞屯门岛停留时，他因身染疾病逝世，其随从在屯门岛立碑纪念，随后回航。

葡萄牙与大明帝国的正式接触，是皮列士使团访华。1516年（正德十一年），葡萄牙驻马六甲总督派遣安德拉德（Fernao de Andrade，旧译安剌德）率领舰队护送皮列士东航，使团抵达广州后，两广总督陈金闻讯从梧州赶回接见，因“佛郎机”国名不见典章，如何对待需要朝廷裁决，因此他具本报告，等待正德皇帝的训示。

明正德皇帝像

等待朝廷训令期间，安德拉德获准在广州城进行贸易。他们停泊屯门的船只，在此期间曾遭到海盗的袭击，船员们也因痢疾和热症死亡九人，安德拉德为此派遣一艘船返回马六甲，带回消息说“使臣受到接待，与广州官员建立了友谊，在那些地方受到欢迎”，他同时还派出船只去寻找琉球群岛，船只曾抵达福建沿海、漳州府一带，因为得到皇帝即将接见的消息，同时马六甲带来的消息说需要他舰队的协助，所以召回了这支船队返回广州；被海盗攻击的船只，在广州官员们的过问与民众的协助下修复之后，安德拉德率领舰队告别广州，返回马六甲。离开前，他宣告：“若有人受到葡人的伤害或有所欠负，可去找他寻求公道”，这一举措受到了当地人的热烈欢迎，因为从来没有人这样表示过。他“非常体面和富足”地抵达马六甲，显然，在当时看来，这是一次非常成功、“难得两全”的航程（历史学家巴洛斯语）。

在广州等待大约二年时间，皮列士使团获准进京，时正德皇帝正驻跸南京，所以使团先是被护送至南京，再转北京觐见。

《广州葡囚书简》（在里斯本国家档案馆发现的维埃拉等人从广州监狱里送出的信函残卷），中谈到，大约在1520年5月间，皮列士使团抵达南京，拜见正德皇帝，书信中写道：

我们在南京见到皇帝本人，他表现随便，违背该国的风俗，按习惯国王从不离开他的宫室，中国一直是一个国王不违背风俗的国家，外国人看不见中国国王，如所说我们看到他那样。他对我们表示恩宠，高兴看见我们，并且与多默·皮列士玩棋（西洋跳棋），有时我们都在场。同时，他命令我们参加所有大人物的宴会。至今我们已经三次见到。他进入我们乘坐的船，他命令取出所有的箱子，穿上他认为好看的衣服，而且他恩赐多默·皮列士，叫我们去北京，把我们遣走。他叫供给我们中国最好的船只及货物，所前所说，他是体面地打发我们。

这段文字的重要性在于：它不仅详细记载（回顾）了中西两个帝国之间这次历史性会见的场景，而且也生动地揭示了这个历史性场景的戏剧性内涵——中葡外交的首次接触这一历史场景，竟然被安排在这种“非正式”的场合，并以这种“非典型”的形式呈现——或许历史本来就是这种充满无奈、荒诞与悖论的戏剧场景，我们所接触到的那种“庄严”的历史描述，反倒可能是被史学家们刻意摆弄成的“历史图景”，某种历史的幻象。其实，通过这种“非典型”的历史场景，我们反倒可能从中解析出某种难得的真相，看到被历史叙事所遮蔽了的深层——中华帝国权力系统中那种对峙性张力的存在——这种对峙，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帝国海洋政策的摇摆，及其此后的战略性退却这一历史性错误。

但这还不算离奇，更离奇的是，号称具有“有闻必录”传统的《明实录》等正史史籍，竟然没有记载这样一件重大的外交事件——历史学家们解释说，由于“佛郎机”从来不见史籍及明朝典章，正德皇帝的接见，属于违背礼法的私人行为——如果历史学家的解释可以成立，则正史拒载这种姿态本身，就可以理解为大明帝国政府（官僚体制）的官方态度。

其实，在私人史料中，我们还是能发现这种官方态度的特征，《殊域周咨录》记载：“有火者亚三，本华人也，从役彼国久，至南京，性颇黠慧，时武宗南巡，江彬用事，导亚三谒上，喜而留之。”

在《殊域周咨录》看来，这一历史性事件是一起典型的权谋行径，似乎只有通过这种“缘中贵”——结交太监、迎合皇帝个人癖好，中西之间的会面才得以完成——在这样的叙事中，中华帝国的尊崇地位得到强化，而外夷的卑微与狡奸形象，也因此被强化。

奇怪的是，这种叙事至今仍旧被历史学家延续着——一些史家一再强调火者亚三的华人身份及其性格，说他“为人狡黠、又善于阿谀逢迎，通过贿赂明武宗的宠臣江彬，得以侍明武宗左右”，一些说法则强调正德皇帝“出自好奇”“违背风俗”的个人异端。

传统史学中的这种叙事所代表的认知态度，是明廷官僚体制的延续，它足以说明，在儒家官僚的认知中，正德皇帝接见“不见经传”（《祖训》《会典》）的外夷使臣，是违背惯例的，这种行为不仅遭到儒家大臣们的反对，而且他们有权拒绝将这样的行为列入史籍——儒家官僚们不仅在制度框架之内有权区分何为正式何为非法，限制帝皇个人行为，他们还掌控着话语权，会依据其所认可的正统思想封锁、遮蔽非正统事实，不管这种事实涉及到皇帝私人还是帝国政治——这也说明，儒家官僚们所掌握的体制性权力，具有强大的控制力量，一定程度上连专制时代的皇帝都不得不听命，毕竟，“形势比人强”。

中华帝国，就是以这种特殊的“东方风格”，迎接西方第一个使团的到来，皮列士此后殒命中国，多少与这一结构性张力有关，而葡萄牙人最后能在东方站住脚跟，也与对这一结构性张力的发现有着直接关系。正是这种结构性张力，既阻碍了东西方之间的交流，导致一系列悲剧性的冲突，也使得葡萄牙等西方人在其向东方世界寻求贸易机会时，不得不改变初衷，多少采纳某种东方式的行事风格，以图立稳脚跟——全球化大戏的主场，毕竟已经转移至东方世界、转移至大明帝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