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棱两可，不留把柄：裕仁逃避战争责任的内在机理

文｜萧西之水“如果当时我反对开战决定的话，国内必会有大动乱，我信赖的周围人都会被杀，我自己的生命也没有保证。这还算好的，但即便如此还是有可能进入战争，那会有比这次战争（二战）更加悲惨的事情发生，很有可能陷入无法停战的境...

文｜萧西之水

“如果当时我反对开战决定的话，国内必会有大动乱，我信赖的周围人都会被杀，我自己的生命也没有保证。这还算好的，但即便如此还是有可能进入战争，那会有比这次战争（二战）更加悲惨的事情发生，很有可能陷入无法停战的境地，日本可能会就此灭亡。”

1946年3月至4月，昭和天皇裕仁召集5名宫内省官僚口述回忆录，前后累计讲了8个小时，最终形成一份《昭和天皇独白录》。针对二战的战争责任问题，昭和天皇反复提到自己爱好和平，并不愿意进入战争，但自己并没有决策权，根本无法拒绝军部要求。这份回忆录成为昭和天皇自我辩解的重要书籍，其中最有趣的说法莫过于：“内阁上奏之事，即便自己持反对意见也会给予裁可。”

所谓“裁可”，即是批准、认可之意，特指天皇对某一件事的许可。从表面上来看，《大日本帝国宪法》第一条规定：“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之天皇统治”，那么天皇是否“裁可”本应很重要，但在国家运转中，日本法律又要求所有法案诏令必须附上国务大臣的副署才能生效，加之天皇在任何一次决策中都说一些模棱两可的话，这就让天皇的战争责任难以衡量与界定。

浮世绘《大日本帝国议会之图》

那日本为什么会陷入“天皇不负责”的制度体系中呢？

由于“万世一系”四个字深入人心，多数人对《大日本帝国宪法》只会记住第1条，却很难注意另一重要条文，即第4条“天皇为国之元首总揽统治权，依宪法规定而施行之”。

这个潜台词就是：如果天皇违背宪法规定，便不能实行统治权。

这一句话当时引起了爆炸性影响，审议宪法条文的司法大臣提道：“置此文字时，天皇之统治权似非至尊固有之权，而是依宪法之设置方才出现。”这就触及天皇权力的正当性来源问题：如天皇既然要遵守宪法，那么他的权力到底从何而来？到底是“君权神授”还是“宪法授权”？如果完全是“君权神授”，那么民间政治家不会答应，如果完全是“宪法授权”，那么“宫中”集团与华族也不会同意。

伊藤博文当场解释：“君主之权力即便乃自然之物而本无限制，但自身若要施行宪法政治，必须限制其君主权，故所谓宪法政治便是限制君主权之意义。”换言之，伊藤博文选择了最为稳妥的一种：把“君权”具象化为一个可操作的宪法，两者权力融为一体，任何违反宪法的举动也都同时是违反“君权”，这就同时满足了“君权神授”“宪法授权”两派政治集团的基本诉求。因而伊藤博文评价第4条为“此宪法之骨子”，“若无本条而此宪法则失其核实，其记载事件悉属无效”，这一条文的实际作用较之其他吹捧天皇的话语都要来得更强。

作为曾经的倒幕武士，伊藤博文深知“天皇”这个名义非常重要，却也深知明治天皇这个人乃至整个皇族、公卿势力都依附于明治政府才有了实际权力，这就使得近代天皇同时有着“制度天皇”与“人类天皇”两面：“制度天皇”要求天皇这个职位成为国家最高权力“神圣不可侵犯”的来源，包括但不限于开设与解散国会、开战与停战、签署国际条约、发布国内法律、统帅陆海军等等；但另一方面，“人类天皇”又要求实际担任天皇职位的人做到自我约束，这个具体的人不能干涉内阁会议与国家法律实际制定流程，在没有国务大臣辅佐的情况下不能行政，在没有参谋长官辅佐的情况下不能行使军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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