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书满架胡适对《水经注》情有独钟 推荐

胡适收藏的“四库全书”钞本《水经注释》程甲本《红楼梦》文化名人大多喜好收藏书籍，比如南宋词人周密积累旧书四万卷，建藏书楼为“书种堂”、“志雅堂”、“浩然斋”等。近现代著名的文学家和哲学家胡适更是如此，他不收...

胡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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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四库全书”钞本《水经注释》

程甲本《红楼梦》

文化名人大多喜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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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比如南宋词人周密积累旧书四万卷，建藏书楼为“书种堂”、“志雅堂”、“浩然斋”等。近现代著名的文学家和哲学家胡适更是如此，他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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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画、碑帖，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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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玩

，对书籍却情有独钟。据说胡适的藏书摆满了40个大书架，以线装为主，中文书居多。当时北京琉璃厂有多家古籍书店，店主经常为胡适送货上门，有时候胡适的朋友们也帮他收集一些旧籍。由于历史原因，胡适的藏书分置于大陆与台湾两地，后世研究者与普通读者都难以一窥全貌。不过，随着三年前北京大学图书馆与台湾胡适纪念馆联合编纂的《胡适藏书目录》出版面世，皇皇四巨册、300万字的载录规模，使胡适的藏书概貌，终于得以两岸“合璧”，终可为世人较为充分的了解了。

珍藏《红楼梦》“祖本”

古本小说与“水经注”，曾是胡适的研究重点，也是其藏书的精品所在。胡适曾随身携带至台湾珍藏的就有“脂批甲戌本”之外，“程甲本”与“东观阁本”两大《红楼梦》亦是其珍藏。

众所周知，“程甲本”是清乾隆五十六年（1791），程伟元和高鹗将《红楼梦》前80回与后40回合成一个完整的故事，以木活字排印出来，书名定为《红楼梦》，通称“程甲本”。这是《红楼梦》小说文本脱离抄本体系，独立成为刻本流传之始，“程甲本”就是目前通行的所有《红楼梦》出版物的“祖本”。而“东观阁本”是“程甲本”的早期翻刻本之一，也是流传最早的带批注的翻刻本，在《红楼梦》版本史和传播史上都占有特殊的地位。胡适当年珍藏的这两部《红楼梦》早期刻本，与其珍藏的那一部“脂批甲戌本”一道，为其开创“新红学”奠定了文献基础，其历史价值与研究价值都非同凡响。

其中，“程甲本”的前护页上有胡适题记，称“《红楼梦》的版本之学可算是我提倡出来的。我先得程乙本，始知尚有程甲本，程甲本很难得，马幼渔先生藏有此本，今年他慨然赠送给我，我欢喜极了，故托北京松筠阁重加装镶，并记于此。胡适。十八、五、廿四、晨四时。”遥想1929年5月24日凌晨4时，胡适伏案在“程甲本”上写下了上述题记，他当时的喜悦之情，可想而知。时年38岁的胡适，彻夜未眠，通宵读“红”的那份激动，敢于自称首倡“红学”的那份自信，都在这一页题记中表露无遗。

胡适题记中提到的松筠阁，也是中国旧书业的“百年老店”。松筠阁创办于清光绪年间，店主刘际唐去世后，松筠阁交其长子刘殿文经营。最初以经营线装古籍图书为主，后因抗战爆发，北平沦陷，古籍生意惨淡。精明的刘殿文另辟蹊径，将松筠阁转为以专营杂志为主的店铺。而胡适将“程甲本”交付松筠阁“重加装镶”之时，应当还在其转型专营杂志之前，这又为中国旧书业的一段历史做了旁证。

胡适

捡漏

《水浒传》

在古本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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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研究中，胡适还曾关注过《水浒传》。胡适藏有的一百一十五回本《水浒传》版本，稀见，与通行本一百回、一百二十回、七十回本不同，传世极为稀少。日本学者大内田三郎在其《水浒版本考》一文中，认为一百一十五回本《水浒传》属于该书初期版本，称其“甚似草创初就，未加润色者”；此外，这一版本的《水浒传》，海内外公私藏均无全本。

胡适所藏一百一十五回本《水浒传》，首册有胡适题记，还透露了他购藏此书的经历，宛如一段“捡漏”小史，亦是一段书林掌故，颇可一读。题记原文曰：十，一，三，我在琉璃厂肄雅堂看书，忽见此书，惊喜过望；店家不知宝贵，几不取值，或者他还笑我傻哩！胡适。

“捡漏”是一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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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的行话，形象地体现在“捡”上，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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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普遍认为捡漏是可遇而不可求的行为，故而，北方的方言，用一个“捡”来寓意它的难得，是极诙谐的表达，也是汉文化中调侃文化的形象化体现。而胡适则把“捡漏”用在了收购旧书上。显然，胡适的专业眼光让他在专营古籍的北京旧书店中如鱼得水，“捡漏”的机遇大增。以至于偶遇一百一十五回本《水浒传》这样的“大珍”，竟因“店家不知宝贵，几不取值”，而得以捡得“大漏”。题记中提到的肄雅堂，与前边提到的松筠阁，同是“百年老店”。肄雅堂是以装裱修复碑帖、书籍、字画著称的一家百年老字号。它开设于清光绪年间，店主丁梦松（原名清喜，字子固，河北束鹿县人）。该店与松筠阁等，于1950年代归并入中国书店，继续从事古籍购销、整理出版与装裱修复工作。胡适的这些藏书题记，都可为这些北京旧书业的“百年老店”作最为直接的见证。

父子俩题记《水经注》

抗战伊始，胡适出任驻美大使，繁忙工作之余，因与国内学者王重民（1903—1975）的通信研讨，对涉及《水经注》的诸多“学案”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遂一发不可收拾。自1940年代始，胡适开启了其十余年的《水经注》专题研究生涯。此次展出的胡适所藏大量《水经注》版本，即是他这段学术生涯的直接见证。

清乾隆五十一年（1786）小山堂刻本《水经注释》，是胡适为所藏《水经注》版本做题记字数最多的一种。还有一部“四库全书”钞本《水经注释》，颇为特别，为《胡适藏书目录》未收录者。

清光绪十四年无锡薛氏刻本《水经注》，封面有胡适的朱笔题记“所谓全氏七校水经注初刻校改本”，这部版本胡适认为错讹很多，从学术价值而言并不高，但这一藏本的特别之处乃是因其还曾递藏于胡适次子胡思杜（1921—1957）之手。该书牌记页有胡思杜题记：“民国卅八年六月廿七日胡思杜过录一遍。”这说明，胡思杜曾于1949年6月27日，阅读并抄录过该书。而此时，胡适早已飞赴美国，而胡思杜坚持留在中国大陆，父子两人就此天涯两隔，至死未再相聚。可想而知，当时身在美国，之后转赴台湾的胡适，根本不可能知晓，他的儿子正在阅读并抄录他的藏书。或许，这本《水经注》上的父子二人题记，就是他们最后的笔墨神交。（肖伊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