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造就的中国现代企业家精神是什么？
汤一介先生在横山书院（一）创造企业需刚健有为儒学主张人生活在世界当中，要有积极的担当，这也是大多数的儒学都对现实社会抱着一种积极热诚的态度的原因。我们都比较熟悉孟子所讲的一番道理，他讲“天之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
汤一介先生在横山书院
（一）创造企业需刚健有为
儒学主张人生活在世界当中，要有积极的担当，这也是大多数的儒学都对现实社会抱着一种积极热诚的态度的原因。我们都比较熟悉孟子所讲的一番道理，他讲“天之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孟子·告子下》]“降大任”就是任用这个人做大事，就是像尧舜那样为人类的福祉而做出贡献；人要有这样的志向，就要在艰苦的现实当中磨练自己、砥砺自己，心志劳苦，但却更加坚定；筋骨身体劳累，甚至忍饥挨饿；有时也会处于绝境，自己的才能无人赏识，各种事情总是不很顺心，甚至有的时候面对的是不可能完成的事情，但是自己绝不言放弃，因为自己知道自己所要做的大事业，那就是人类的福祉。没有这样的志向，没有为社会的担当，怎么可能会忍受这样的艰难呢？
儒家主张要积极的“有为”，为人类的福祉更要积极有为。从儒家的创立时期，无论孔子、孟子，还是《易传》，一直到宋明理学都是强调一种自强不息的精神。孔子周游列国，就是要追求“天下有道”，受到了很多的挫折，在宋国受到驱赶，在陈蔡边境绝食达到七天，但还是没有放弃自己的理想，他在不顺利的时候曾经讲“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孔子可以说是追求道义，自强不息的典范了。
《易传·象辞》当中讲“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就是教导人们，要像大自然永无停息的运行一样，保持自己自强不息的精神。这种奋发有为的精神，《易传》又用《大壮》卦象来说明，“大者壮也。刚以动，故壮。”大壮的卦象就是上面一个震卦，下面一个乾卦。震代表动，乾代表刚；所以说是“刚以动”。既阳刚有力，又运动不止，故称为“壮”。这反映了一种强劲有力、阳刚勇武的奋发面貌。这种奋发有为、自强不息的精神成为后来儒家敢于担当，勇于实践社会责任，追求人类福祉的重要思想资源。
这种刚健有为的精神对于我们的企业家是很有教益的，所谓创业伊始，百事惟艰；可是创业成功之后，守成又是最难的。创业为什么艰难？这一点可以从《易经·蒙卦》得到启示。《蒙卦》之象是坎下艮上，坎是险；艮为山，为止，所以它的彖辞就讲是“山下有险，险而止”。这个不就是创业者所面临的处境么？再也没有比“山下有险”更贴切的表达了。创业者所面临的是各种信息的不确定性，前途是什么还不清晰，可能存在的竞争者，各种经济、政治、社会的大环境，都是尚不明确的，自己的力量还小，所以只能慢慢地摸索着前进。那么面对这种情境，《蒙卦·象辞》就讲“君子以果行育德”，“果”就是“果敢”，要刚健有为，勇敢地行动，千万不能犹豫不决，机会可能转瞬即逝；另外要“育德”，就是培育自己的德行，要考虑社会的利益，包括自然环境，要对消费者负责，不能是“一锤子买卖”，那叫“败德”。蒙卦告诉我们要“育德”，这样才可以长久，才能创造大的事业。但是“育德”首要的是“果行”，要刚健有为。
（二）财富是社会秩序的基础
孔子一生都在追求“天下有道”，“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不畏艰难，奋发有为，自强不息，这种精神值得我们学习。孔子所讲的“道”，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讲，就是社会的公益，或者大家的利益，我们也可以说是社会公利，一句话就是人民的福祉。这是孔子毕生的追求，也是后来儒家的追求。
儒学是怎样看待财富的呢？在中国古代的经典中找到佐证，例如在古老的《周易》中有一句话，“何以聚人？曰财。”[ 《周易·系辞下》]意思就是说要用财富把老百姓聚集在一起，这是很有意义的话。就是说你没有财富，没有钱，就不能把老百姓聚集在一起；你必须有财富，有钱才能把老百姓聚在一起。这里对待财富的观念是比较积极的，强调财富有它的社会作用。这里“增加财富”是手段，而把老百姓聚集在一起是目的，这是儒家伦理的精神所在。
孟子也有一句话讲：“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恒产”就是固定的产业；就是说对于老百姓的道理，要使他们都有固定的产业，这样他们才有一定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这样他们才可以聚集在一起，一个社会的安稳才能够有保障。“仓廪实而知礼节”，也是讲对于一个社会而言，一定的财产才是基础性的，礼节代表着一个社会的秩序，是更高的要求，当人们物质生活水平上升的时候，对于社会秩序的要求就有了。
孟子之所以这样讲，是因为他有一个最基本的出发点：行仁政。从孔子起就讲仁，“仁者爱人”，孟子从这里出发，并把孔子的思想扩充了。当然《论语》里面并没有出现过“仁政”这两个字，但是孔子的思想很多都包含着仁政的思想。比如他讲“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你要广泛地对老百姓施于恩惠，对大家有所救济，这都是仁政的思想。但是在《论语》中并没有出现过仁政的概念，而孟子时就开始大讲仁政了。
孟子认为仁政的基本要求是什么呢？“夫仁政，必自经界始。”意思就是说你要行仁政，就一定要从划分整理田界开始。孟子这里所讲的就是儒家理想中的一种土地制度——井田制，就是把一块九百亩的地，用一个“井”字分成九块，每块一百亩，中间一块是公田，是为政府来耕作的田地，其他八块是私田，分给老百姓自己去耕种的土地，在每年耕种的时候，老百姓首先要把公家的田种好，然后再去种自己的田地，公田的收成就相当于是税收了。孟子的核心意思是说要使老百姓都有土地耕种，然后他才能够真正的树立和践行道德规范、行为准则。井田制在历史上有没有实行过，以及是不是能够施行都是问题，也都有过很多的争论，但是儒家的理想确实是这样希望的。
孟子见梁惠王所讲的一段话，可以说是比较具体的关于仁政的设想了。他讲“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痒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养，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 《孟子·梁惠王上》]老百姓首先要有自己固定的产业，在古代农耕社会，生产的范围不是很大，孟子所讲的养蚕、畜牧、农耕几乎就是那个时期人民的主要生产方式了。国家使用民力，让老百姓服劳役，孟子就讲不要耽误了农时，不要太频繁。这样农业生产就可以正常进行。生产正常进行，五十者、七十者都能够衣帛食肉，然后再有一定教育机构实行教育，那么孝悌仁义之风也就在社会当中实行了，社会也就显得和谐有序。
财富是社会秩序的基础，孔子也是同意的。在《论语》中加载，孔子到达卫国，冉有为其驾车，看到卫国的人口繁多，就感慨说“庶矣哉”。冉有就问，既然人口很多了，该怎么办呢？孔子就回答说“富之”，也就是使他们富裕起来；冉有又问，富裕起来之后呢？孔子回答道“教之”，就是搞教育，使人们知道仁义礼智，这样社会便有秩序了。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孔子的“富之教之”，《易经》当中“以财聚人”，还是孟子的“仁政经界”的思想，都强调财富对于一个社会的秩序首要性，或者基础性作用。
（三）追求财富要合乎公利
儒家认可财富的价值，这说明儒家并不是不讲利，而是要人取之有道，不能见利忘义。孔子讲“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而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 《论语·里仁第四》]富，有很多的钱；贵，有很高的政治社会地位，这些都是人所追求的，是“人之所欲也”。可如果你“不以其道而得之”，“道”就是符合道义，即不能用符合道义的办法来取得它，那就是用不道义的方式来获得财富、攫取地位，孔子讲“不处也”，我不会这样去做。人人都厌恶贫贱，但是如果说不以道义抛弃它，我也不会去做的。
对于个人财富，如果说是以“道”得之，儒家就是赞同的；如果说靠着出卖别人，靠着社会的不公正，或者说靠着破坏自然等等这些不仁不义的方式取得的话，那儒家就是不同的。儒家也看到个人的财富对于实现社会价值，对于仁义的践行有很大的意义。如《论语》当中，子贡问孔子说，“如有博施于民耳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就是讲如果有一个人，能够广泛地给人民施与好处，又能帮助大家成就事业，这样的人，您觉得如何呢？可以称得上是“仁人”么？孔子回答道，“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就是说何止于仁啊，要称得上是圣人了，因为尧舜都不一定能够做到一点。那样的仁人啊，自己站立起来了，就帮助他人也站立起来；自己发达了，就帮助他人也站立起来。
我们都知道孔子对于仁人的评价是很高的，他最喜欢的弟子颜回，在孔子看来也不过是“三月不违于仁”，由此可见，孔子对于“博施济众”的评价是多么高了。财富可以为社会谋福，这样的财富也就是公利。对于我们的企业家也是如此，要想到企业不仅是自己的财富的来源，也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赚钱为自己所有，但却可以行社会公利，这也是人类的福祉啊。
日本的一个近代企业家涩泽荣一，我想大家都比较熟悉吧，他总结自己的经营理念，写了一本书，书名就叫《与算盘》。在这本书中，他讲到孔子的这一财富观，“博施济众”就是要人去殖业生产，去发展实业，因为只有如此，才能够做到“博施济众”，你才会有能力，否则怎么可能做到？
儒家注重个人财富的社会价值，还表现在儒家希望富人能够自觉地维护社会秩序，也就是“富而好礼”。《论语》中有一段对话，还是子贡问的，子贡讲：“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就是说一个人很贫困，但是他却不会去谄媚任何人以求取富贵；一个人很富裕，但是他却不骄傲，在人前卖弄，这样的人您觉得怎么样呢？孔子回答道：“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孔子这上面两种人进行了肯定，但是讲还有更高的境界，那就是“贫而乐”和“富而好礼”。
“富而好礼”，这是孔子对于富者的一种期盼了；“礼”代表着秩序，是社会秩序的代表，在一个社会当中，人人都有责任去维护社会秩序。“好礼”也就是自觉地去维护社会秩序，并且以此为快乐的追求。我个人觉得无论前面讲的“博施济众”，还是这里的“富而好礼”，都表明了儒家对于财富的价值的肯定，即实现社会公利，增进人类福祉，这是值得我们认可的。
因此，《周易》中还有一句话：“利者，义之和也”[ 《周易·乾·文言》]，这个“利”是什么？那就是公利，不是私利。公利是社会众多“利”之总和，最大的“利”应该就是公利大家要遵守道义的这个总和。关于这一点，宋代有一个儒学家叫程颐，他就说“义与利只是个公与私也”。程颐讲义利的问题就是个公私的问题，是一个重大推进。简单地讲，就是要兴公利，兴公利也就是行义了。因此，照儒家的精神，如果能用最合理的办法取得利润作为手段，最终的目的是为兴起社会的公利，增进人类福祉，我认为，这应该是中国企业家的精神。
（四）节制欲望与财富积累
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当中讲到禁欲主义与财富积累是有直接关系的。禁欲主义在西方有其传统，在韦伯看来，最高形式的禁欲主义代表着一种理性的力量。禁欲主义者不满于自身以及社会的无序的状态，特别是人受到欲望的驱使，因为这都是非理性的冲动，使人容易受到魔鬼的诱惑。禁欲主义者所具有的这种理性的精神逐渐扩展到世俗的生活当中，它要求全面地控制人的生活。
于是，对于一个新教徒而言，生活应当是极其规律的，绝不会去浪费一刻的时间，“社交活动，无聊闲谈，耽于享乐，甚至超过了对健康来说是必不可少之时辰（至多为六至八个小时）的睡眠，凡此种种皆位于应遭受道德谴责之列。”[ 《新教伦理》第四章？]人应当把自己的全部生命的全部时间都奉献在上帝的事业当中，而在一些新教看来，挣钱就是上帝的事业的一部分。
韦伯对此有着很精彩的论述，他讲，“仅当财富诱使人无所事事，沉溺于罪恶的人生享乐之时，它在道德上方是邪恶的；仅当人为了日后的穷奢极欲、高枕无忧的生活而追逐财富时，它才是不正当的。但是，倘若财富意味着人履行其职业责任，则它不仅在道德上是正当的，而且是应该的、必须的。……。清教徒时常争辩说，期待自己一贫如洗不啻是希望自己病入膏肓；它名为宏扬善行，实为贬损上帝的荣耀。特别不可容忍的是有能力工作却靠乞讨为生的行径，这不仅犯下了懒惰罪，而且亵渎了使徒们所言的博爱义务。”
对于新教徒而言，追求财富并不是为了人生的享乐，也不是为了日后的穷奢极欲，高枕无忧，而是为“履行其职业责任”，是为服务于上帝，成为上帝的合格选民。财富可以增加上帝的荣耀，也可以在社会当中履行“博爱义务”。我们知道，基督教是讲博爱的。孔子讲“博施济众”，这里讲“博爱”，都可以从正面来肯定财富的价值。自己有能力去努力工作，去挣钱，就应该去挣钱，如果放弃工作靠着乞讨为生，就是犯下了“懒惰罪”，就要受到上帝的惩罚。
当然，韦伯这里是讲西方资本主义的财富积累与新教的禁欲主义之间的关系了。我想说对于我们的儒学而言，更多地是一种节欲主义的传统，而非禁欲主义。禁欲主义完全否定人的欲望，而禁欲主义相对肯定了人天生俱来的欲望。比如孟子在跟告子的辩论当中，就同意了“食色性也”的说法；荀子也讲生而有之谓之性。人生下来就要穿衣吃饭，这也是人的生命的象征和延续的标志，要让人完全没有欲望，只有人死了才做得到的。
因此儒家并不讲“灭欲”，而讲“寡欲”，讲对于欲望要有节制，就是不要放纵。《礼记》的开篇是《曲礼》，《曲礼》的第二段便讲一个道理，“傲不可长，欲不可纵，志不可满，乐不可极。”人不可以骄傲，欲望不可放纵，志意不可以满，乐不可以极，所谓“乐极生悲”么。就都是讲要合乎“中道”，不要过，也不要不及，恰好适度是最好的。对于人的欲望也是如此。宋代的开国皇帝赵匡胤又一次问王昭素，王昭素在当时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但坚持不当官。赵匡胤就问他说，治理天下、修养身心的根本是什么呢？王昭素回答道，“治世莫若爱民，养身莫若寡欲”。赵匡胤听到很欣赏，就将这两句话写在自己房间的屏风上。
其实，早在孟子那里就已经提出了“寡欲”的观念，孟子讲“养心莫善于寡欲”。“寡欲”就是不去追求自己欲望的满足，因为人的欲望是不可能有尽头的，人总是得到一样还想要另一样。所以欲望一定要有节制，那就是要“寡”。“寡”是“少”，但并不是没有。
关于人的欲望的问题，后来儒学的发展考虑的很多，但总体上而言，可以讲是主张欲望的节制的。宋明理学发展出了“存天理，灭人欲”的观念，有人讲这是禁欲主义，我觉得这还是节欲主义。冯友兰先生就看得很清楚，他讲什么是“人欲”，就是“欲望之私”，也就是多余的欲望。“灭人欲”并不是要“灭欲望”，而是灭掉不合乎道理，不合乎伦理道德要求的欲望。这样讲“存天理，灭人欲”也是一种节欲主义，并非如一些人讲的是禁欲主义。
那么韦伯讲基督新教的禁欲主义有利于资本主义的财富积累，儒学的节欲主义也应该可以构成中国现代企业家的某种精神。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我们想禁欲主义当中所包含的理性精神，在节欲主义当中，也是包含的。“节欲”就是节制欲望，以何来节制？节制有没有一个度的问题？宋明理学讲“存天理，灭人欲”，这里的“天理”二字就回答了这两个问题。“天理”是理性，是理性之本然，也是理性之恰到好处，是讲中道的。
（五）兴公利，还需理性手段
我们现在必须思考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认可儒家的兴公利的目标，但是这个目标在人类社会，特别是在中国社会进入现代或者说是后现代的时期，应该怎么来实现呢？现在来看，我们学习西方的经验，儒家兴公利目标应该以通过最理性的方法，也就是最科学的经营管理方法，不断获取利润，增加财富，这样的手段来实现。
如果说中国的企业家们以增进人类福祉为目的，同时又以一切最理性的办法来赚钱作为手段，来经营管理他的企业，中国的企业家们的精神境界一定会不断地提升。
企业的经营是一种完全理性的行为，换句话来说，企业家必须赚钱，社会才能增加财富，可是赚钱又得用最理性的方法取得。这似乎有矛盾，但是从西方社会的经验来看，正是因为他们利用了合乎理性的方法赚钱，才有了今天西方社会的富足。因此中国现代企业家在经营自己企业的时候必须向西方企业家学习，学习他们如何用合乎理性的手段来取得最大的利润。
经过两三百年的发展，无疑西方企业家已经积累了一套用理性方法赚钱的经营管理体系，这是我们必须吸取和借鉴的。中国现代企业家秉持着为增进社会福祉而赚钱的理念，在这个过程中，需要用最理性的方法来完善自己的经营，来增加财富的积累。这样的中国现代企业家将必然会提高自己的精神境界。因为在他们看来，赚钱不仅仅是为了人类社会，而且是为了宇宙，也就是为了整个自然界。他们达到了道德境界、甚至于天地境界，也就成为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中间的大企业家。
根据儒家观念，如果能以公利为目的，以赚钱作为手段，用最理性的办法取得利润，这应该是符合儒家伦理的中国现代企业家精神。换句话来说，符合儒家伦理的中国现代企业家的精神就应该以最理性的办法赚钱作为手段，把增进社会福祉和提升精神境界作为目的。韦伯笔下信奉基督新教的企业家是要增加上帝的荣耀作为目的，我们的目的是现实中的不断的社会福祉的增进，特别是这些企业家自身的精神境界的提高，这是一个现实性的目标。
（六）兴公利与自身道德修养
《周易》中还有这样的一句话：“利用安身，以崇德也。”[ 《周易·系辞下》]“利用”就是指社会财富了，指一切有使用价值的物品，取得有社会效益的利益，是为了给自己找一个安身立命的地方，达到对道德的推崇，“以崇德也”。就是你做了半天，以科学的方式赚钱，那么这样使社会取得了效益，这个并不是你最终的目的，而是你要为自己找一个安身立命处，达到自身道德的提升，这个才是你应该追寻的更高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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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一介教授
汤一介，1927年2月生，195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北京大学哲学系资深教授，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所名誉所长，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儒藏编纂中心主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攻关项目“儒藏编纂与研究”首席专家。兼任中国文化书院创院院长、中华孔子学会会长、中国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主要研究方面：魏晋玄学、早期道教，儒家哲学，中西文化比较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