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职员在银行卖非银行理财产品 购买时需提防“飞单”陷阱

张某是建行一支行职员，数年多次向孟某推荐理财产品。一次，孟某经张某介绍与中吉凯旋中心订立合同并支付款项，因出资未能按时收回，遂以张某与该支行形成表见代理为由诉至法院，要求支行就涉案合同承担责任。一审法...

张某是建行一支行职员，数年多次向孟某推荐理财产品。一次，孟某经张某介绍与中吉凯旋中心订立合同并支付款项，因出资未能按时收回，遂以张某与该支行形成表见代理为由诉至法院，要求支行就涉案合同承担责任。一审法院未支持其诉求，孟某后上诉至北京一中院，法院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张某在建行一支行担任理财经理职务，她与孟某相识多年，期间不断向孟某推荐理财产品，孟某也数次购买了张某推荐的理财产品。2014年8月15日，张某在上班时间，向孟某推荐了中吉凯旋中心的理财产品，孟某随即在张某协助下向中吉凯旋中心汇款130万元，并同意由张某代签自己与中吉凯旋中心的《合伙协议》，协议由孟某保管。协议中提到：该130万元属于孟某向中吉凯旋中心缴纳的出资，即她作为中吉凯旋中心有限合伙人的合伙份额；普通合伙人为中吉融通公司，有限合伙的存续期限为一年。因孟某未能在有限合伙的存续期限届满后收回出资，故将张某及张某所在支行诉至法院，要求对方赔偿经济损失。

孟某称，自己是出于对张某的信任，才签订了涉案理财合同，且张某是在工作时间、工作地点、以工作身份向其销售产品，自己之所以让张某代签涉案合同，是因认为张某与支行形成表见代理。

对此，支行方面表示，银行方面与孟某不存在合同关系，孟某签订涉案合同的相对方是中吉凯旋中心，而非银行。另外，张某与支行间不构成表见代理，孟某所签合同无建行标识，且没有证据能够证明张某是在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向孟某推荐该理财产品，故不存在表见代理表象，不同意孟某请求。

法院经审理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该条规定目的是保护善意第三人的合法权益、促进市场交易安全。从立法目的解释表见代理的构成要件，应当包括代理人的无权代理行为在客观上形成具有代理权的表象，相对人在主观上善意且无过失地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本案中，孟某所签合同的相对方是中吉凯旋中心，款项也汇入中吉凯旋中心的账户，合同相对方既非张某，也非支行，张某是否有权代理支行与孟某订立合同更无从谈起。

最终，一中院二审驳回了孟某的诉讼请求。

法官说法：

近年来的审判实践中，出现了部分以有限合伙制基金为名的理财产品，通常都会以投资项目为名，诱惑投资者以有限合伙人身份加入，承诺投资者以固定收益、高利率。这类有限合伙风险多发，多起非法集资案件都是此种形式非法揽储，投资者应多加小心。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部分银行工作人员受利益驱使，利用投资者对银行的信任，卖不属于银行自己的理财产品，也就是所谓“飞单”，并从中获得高额佣金回报。这不仅给投资者造成巨大财产损失，也对银行声誉造成不利影响。

本案中，张某虽是银行工作人员，但其向孟某推荐的中吉凯旋中心的理财产品不属于银行理财产品，不论是合同当事人还是钱款走向，均与银行不存在关联*，因此孟某向银行提出赔偿的主张诉求难以获得法院支持。

这也给广大投资者提了个醒：即便是在银行的经营场所内，即便是熟识的理财经理，投资者在购买理财产品时，也需要仔细审查合同条款，明晰合同主体。切不要被所谓的高回报所蒙蔽，落入投资陷阱。另外，银行也应加强队伍管理，严肃处理张某这类从事“飞单”销售的工作人员。